“华夏病区”的建立，如同在绝望的泥潭中投入了一块坚硬的石头，激起了短暂的涟漪，却也引来了更深的漩涡。最初的几天，混乱、疲惫、以及与死亡的拉锯战，是这里的主旋律。刘智和中医组的存在，最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在其他医护眼中，他们更多像是某种“心理安慰剂”，或是一种带有异国情调的、权宜的尝试。直到708病房那位濒死的患者，在安宫牛黄丸、参附注射液和刘智开出的峻猛汤药联合作用下，竟真的从死亡线上被拉回了一小步——血氧稳定在90%以上，心率血压趋于平稳，甚至出现了短暂的意识恢复迹象——这小小的奇迹，才在病区狭窄的走廊和拥挤的病房里，投下了一道微光。
尽管无人明说，但西医同僚们看向刘智等人的目光，悄然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怀疑、疏离，到偶尔会主动告知某个棘手病人的情况，甚至在用药时，会下意识地问一句：“刘医生，从中医角度看，有无需要注意或可配合之处？”信任，在生死与共的战场上，以最务实的方式，一点点建立。
但刘智深知，这远远不够。一两个病例的暂时稳定，无法扭转整个病区、乃至整个传染病中心高达百分之十几的死亡率。他们带来的中药饮片和颗粒剂在飞速消耗，许多重症患者的病情依然在反复，甚至在看似好转后急转直下。更棘手的是，一些患者出现了用现有中西医理论都难以完全解释的诡异症状：持续不退的、对抗生素和激素都不敏感的低热；难以纠正的、似乎与心肺功能不全不完全匹配的顽固性低氧血症；以及一种弥漫性的、类似“谵妄”但更为深沉的精神萎靡或狂躁，患者眼神空洞，对刺激反应迟钝，却又会在某些时刻爆发出莫名的恐惧或攻击性。
西医团队将其归咎于病毒对中枢神经系统的直接攻击、或严重炎症反应导致的“脓毒症脑病”，抑或是长时间缺氧、镇静镇痛药物副作用等多因素叠加。治疗上，除了加强支持、尝试不同的抗炎和神经保护剂，收效甚微。
而在刘智超越常人的模糊感知中，这些患者身上弥漫的“气”，除了那种沉滞、晦暗、暴戾的“浊气”外，还缠绕着一丝极其细微、却让他灵魂深处感到不安的“异样”。那并非单纯的“毒”或“瘀”，更像是一种……侵蚀性的、带有某种“混乱”或“凋零”意味的东西，在缓慢地蚕食患者的生机，干扰着“神”的清明。他尝试用更猛烈的解毒、开窍、安神药物，如犀角、羚羊角、牛黄、麝香、朱砂等，但效果时好时坏，且这些药材本就稀缺，难以普及。
这“异样”之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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