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出其东岸的局部轮廓,已属不易,但要准确确定其大小、形状、与旧大陆的相对距离,几乎不可能。
李瑾沉吟良久,缓缓道:“经纬度之难,非一时可解。然可据几点推断:其一,舰队自非洲西岸某处(约在此纬度)西行两月余见陆,以当时季风与洋流助力,日均航程约在百里至一百五十里之间(估算值),如此算来,此‘浩渺洋’之宽阔,恐不下万里。其二,郑和所见‘新陆’,‘山脉连绵,不见首尾’,绝非岛屿,其广袤可能远超你我所想。至于具体形状……” 他走到墙边,指着自己那幅“猜想图”上,在欧亚非大陆对面,用虚线勾勒出的、一片大致呈南北走向的模糊轮廓,“或许……大致如此。其南北狭长,东西宽度则未可知。我等所知的,仅是其一隅。绘图时,可如实标注‘据永昌四十二年舰队初探所绘,其地广袤,详情待考’,留出空白与疑问,不强作圆满,方是求真之道。”
僧一行等人连连点头。不强作解人,如实存疑,这正是科学的态度。他们开始调整绘图思路,不再追求绘制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而是绘制一幅“基于已知探索的、如实反映现有认知(包括未知和不确定)的航海总图”。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样的讨论反复进行。李瑾凭借超越时代的宏观地理认知,为地图的总体框架和相对方位提供至关重要的“校准”与“猜想”;僧一行等人则运用唐代最先进的测绘、天文、数学知识,结合航行记录中的具体数据(日出日落时间、星辰高度、航行日志、水文特征等),进行艰苦的计算、推演和拼接。他们将舰队途径的重要地点(如好望角、几内亚湾附近、横渡大洋的起点、望乡湾等),尽可能准确地标注在正在成形的总图上,并用不同的线条和颜色,区分出已探索的航线、推测的航线、已知的陆地、推测的陆地轮廓以及完全的未知区域。
同时,对沿途物产、风土、人情的记录,也被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附属于总图的《寰宇风物志》初稿。那些奇异的动植物被绘图标注,土人的样貌、服饰、简易工具被临摹,特殊的气候、洋流、星象被记录。
这项工作耗时巨大。从永昌四十三年秋,一直持续到永昌四十五年夏。期间,又有一些零星的消息,通过阿拉伯商人或从东南亚返航的唐朝商船辗转传来,提及在遥远的西方(印度洋以西),似乎有唐人的大船队活动的模糊传闻,但无法证实是否郑和主力。这些真伪难辨的信息,也被谨慎地作为参考。
永昌四十五年六月,一幅划时代的巨制,终于在无数心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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