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一行指着桌上一张拼接起来的、描绘非洲西南岸到好望角区域的海图草稿,眉头紧锁,“据‘海鸥’号与‘探海’号船员分别描述,绕过‘好望角’后,洋流与风向变化剧烈。然两船记录此处海岸走向、岬角方位,颇有出入。‘海鸥’号言绕过角后,海岸折向西北,而‘探海’号图显示,其主力舰队沿岸北行一段后,见一大河口(疑似刚果河),方折向西入大洋。这其间差异,是观测误差,还是海岸本有曲折,两船所见并非同处?”
李瑾俯身仔细查看那些用炭笔和朱砂粗略勾勒的线条与注记,又对照着墙上自己那幅标注了许多问号的“猜想图”。他前世的地理知识在此刻发挥了关键的指导作用,尽管细节模糊,但大洲大洋的基本轮廓和相对位置是刻在记忆深处的。
“应是有曲折。”李瑾用一根细木杆指着草图,“‘好望角’是非洲大陆最南端的突出部,绕过之后,海岸线先折向西北,然后逐渐转为北偏西,再转向正北。‘海鸥’号返航匆忙,可能只记录了角后最初一段。而郑和主力舰队北行更远,见到了大河,那里海岸线可能又有一个向内的海湾或转向。可将此处暂标为未知海湾,留待后续探查。” 他根据记忆,大致指出了几内亚湾和刚果河口的位置,当然,用的是“疑似大湾”、“宽阔河口”这样的描述。
僧一行和弟子们认真记录,他们对李瑾这种仿佛“亲眼所见”般的笃定早已习惯,虽觉不可思议,但以往无数事实证明,梁国公的“猜想”往往能切中要害。
“还有此处,”另一名职方司的老制图官指着代表大西洋(图上暂标为“浩渺洋”或“西海”)的大片空白区域,以及上面代表“新陆”东岸的、一段模糊的曲线,“‘探海’号自述横渡大洋,向正西航行约两月余(实际时间可能因记录误差和海上无参照物而失真),方见陆地。然其所绘‘新陆’东岸这一段,与归航时另一条航线(沿洋流先向东南,再折东)估算的距离,似乎对不上。且其对海岸山脉走向、河流位置的描述,与图上所标,颇有偏差。这‘新陆’之广袤,究竟几何?其东岸是如我中土般漫长,还是另有曲折?”
这是一个更核心的难题。缺乏精确的经度测量手段(虽然李瑾早年改良了牵星板、指南针,并提出了利用月相、木星卫星等天文方法测定经度的理论,但实际操作极其复杂困难,远航中难以常规应用),远洋航行的定位主要依赖纬度观测(通过测量北极星或太阳高度角)和航速航向的估算,误差积累非常惊人。“探海”号能大致确定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并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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