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下方。
虽然花了“冤枉钱”，但比之货物被没收甚至人身被扣押，已是天壤之别。
回到座位，宋涛发现那位中年干部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捧着一本《红旗》杂志，仿佛刚才的一切与他无关。
宋涛深吸一口气，俯身郑重地道谢：“这位……领导，今天真的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
李科长从杂志上抬起目光，看了他一眼，摆摆手，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种体制内人员特有的含蓄和距离感：
“不用客气。出门在外，都不容易。现在政策在变，很多事也在摸索。不过，规矩还是要讲的，下次注意方式方法。”
他顿了顿，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听你们口音是城东那片儿的？在哪个单位工作？”
宋涛心里一紧，编了个瞎话，含糊道：“以前在二机床厂，现在……出来看看机会。”他没敢细说，怕再节外生枝。
李科长点点头，没再追问，重新捧起了那本杂志，恢复了沉默。
列车继续向北飞驰。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检查风波，宋涛反而彻底冷静了下来。
他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逐渐变得熟悉的北方田野，心里百感交集。
这一趟南下，像一场荒诞又真实的历险。失去了金钱、时间和安全感，却也撞见了这变迁时代模糊的边界。
那位突然出手又迅速沉默的李科长，更像一个谜，他为什么好心帮自己？看自己可怜吗？感觉不太像。
如宋涛所想，李科长并不是仗义执言，而是故意帮他们的。
此前，李科长奉命在深市做田野调查。
哪怕是人放出来了，周振邦还是不放心赵振国的岳父和小舅子，特意请谷主任安排了这次“顺路”的暗中照应。
李科长自己也没想到，宋家父子胆子这么大，都被关了三天，居然还敢带着这么多衣服铤而走险。
这一路，他感触颇多。他看到了一种蓬勃的、近乎鲁莽的生计冲动，也看到了旧有条规与新生现实之间细微的裂缝。
而他自己，既是观察者，也在不经意间成了这裂缝中的一缕微光。
李科长在列车到达京城站时悄然下车，脑海里，一份特区经济发展建议的报告，已然成型。
“群众求生存、谋发展的自发行动，有时会跑在制度调整的前面。如何既保持秩序，又容纳活力，是对管理智慧的考验。”
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是探索者，也同时被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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