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家庭，才是所有政策的终极指向。
索菲亚调出一组新数据：“我这里有份分析报告，如果K疗法能在欧盟全面获批，预计第一年可以让至少五千名晚期实体瘤患者获得治疗机会。按照现有数据推算，其中约三千人可能实现长期生存或临床治愈。同时，因为减少了无效治疗和住院时间，医保系统每年可能节省超过十亿欧元。”
“但技术控制权……”
“技术控制权从来就不在欧洲。”莉莉安一针见血，“过去三十年，美国药企控制着绝大多数创新药物的专利和生产，欧洲支付高价、让渡数据、依赖进口。现在只是换成了中国企业，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至少，中国企业的普惠框架承诺了可及性和公平定价。”
中午12点，会议暂时休会。莉莉安走到露台上，看着日内瓦湖上的水汽。卡尔·施密特跟了出来，递给她一杯热茶。
温莎女士，您为什么这么坚持？”卡尔问，“您已经治愈了。”
“因为我亲眼见过病房里的绝望。”莉莉安接过茶杯，“也因为我相信医疗进步如果只惠及能支付高价的人，那就不是真正的进步。K疗法和普惠框架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推动医疗公平的最后机会。”
“但风险……”
“卡尔，你管理药品审批二十年了。”莉莉安转身看着他，“你批准过多少种药，明知道它们只能延长患者几个月的生命，却要耗费家庭毕生积蓄？你拒绝过多少种药，因为它们虽然有效但价格太高医保无力承担？现在有一种疗法，效果好得多，副作用小得多，而且承诺根据支付能力定价。如果我们因为数据主权的顾虑而拖延甚至阻止它，未来历史会如何评价我们？”
卡尔沉默了很久，最终说：“我会推动扩大临床实验，但还是以前的原则，必须建立严格的数据监管框架，这不是不信任，而是规则。”
“公平。”莉莉安点头，“那就制定好的规则。”
……
南都，三博研究所。
杨平仍在观察那些胰腺癌细胞，新设计的载体原型已经完成了体外实验。结果显示，它确实能有效感染这种高表达罕见受体的胰腺癌细胞，K因子表达后，细胞凋亡率达到了68%。
但问题出现在动物实验阶段，小鼠模型显示新载体虽然对胰腺肿瘤有抑制作用，却在肝脏和肾脏产生了意外的轻度炎症反应。
“脱靶毒性。”宋子墨看着病理切片，眉头紧锁，“虽然不严重，但确实存在，载体可能识别了正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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