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好了让她爱他，定好了让她离开他。她不服，可她没有办法。她只能写，写进诗里，写进画里，写进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夜里。她在《长离阁集》中写道：
“病骨支离不耐秋，今年花落更添愁。从今莫向窗前种，留与来生看未休。”
病骨支离不耐秋——她生病的骨头支离破碎，受不了秋天的萧瑟。今年花落更添愁——今年的花落了，更添了愁。从今莫向窗前种——从今以后不要再在窗前种花了。留与来生看未休——留着，等到来生再看，看个没完。她知道她看不到来生了。可她不甘心。她不甘心那些花，只开在今生；不甘心那些诗，只写在今生；不甘心那个人，只爱在今生。她要来生，要来生的花，要来生的诗，要来生的他。可她等不到来生了。她等不了了。她死了。死在那年秋天，死在桂花开了满院的时候，死在孙星衍的怀里。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暖，她的手很凉。她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她的眼睛在暗下去。她说：“渊如，我走了。你要好好的。”他说：“玉瑛，你不会走的。你只是睡着了。”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我不怕走。我怕的是你忘了我。”他哭着说：“我不会忘了你。我永远不会忘了你。”她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她大概二十多岁。她死了。她死在最好的年纪，死在最爱的时候，死在最不该死的时候。可她死了，就死了。没有人能把她叫回来。孙星衍不能，诗不能，画不能，那场下了几百年的雨也不能。她死了，她的诗还在。她的画还在。她的魂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桂花开的秋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她还活着。
孙星衍在她的遗稿序言中写道：“余妻王采薇，字玉瑛，号长离阁主。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五，归余。夫妇唱和，相敬如宾。然玉瑛体弱多病，年二十余，以疾卒。卒之前一日，犹手录近作数首，字画端好，无一笔苟。其诗清丽绵邈，有唐人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她读到这篇序言了吗？也许没有。她死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诗被刻成了书，不知道丈夫为她写了那样一篇序言，不知道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句子，会被那么多人读到，会被那么多人喜欢，会被那么多人记住。她只知道，她写了。写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魂，也还在。在长离阁的瓦砾堆里，在芭蕉叶的露珠上，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翻诗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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