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伤，”玛丽亚擦掉眼泪，“但精神上的伤……我不知道。”
卡特琳娜沉默片刻，然后说：“母亲，我在写一篇论文，关于‘正义战争理论的现实困境’。阅读奥古斯丁、阿奎那、格劳秀斯，然后对比战场现实。理论说战争要有正当理由、正当意图、最后手段。但现实是：战争一旦开始，就像滚下山坡的巨石，有自己的动量，不在乎当初为什么推它。”
“你想说什么，孩子？”
“我想说，也许荷兰需要承认：我们参战的理由（防止法国霸权）可能依然正当，但继续战斗的能力已经耗尽。正当性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支付国债利息。”
玛丽亚看着女儿，突然意识到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的思想，甚至可能比他们这一代更清醒。
“但怎么承认？”她问，“怎么告诉国民：我们赢了战役，但输掉了战争——不是军事上，是经济上、心理上？”
“需要有人第一个说出来，”卡特琳娜说，“可能不是政治家，他们太依赖战争拨款和军事荣耀。可能是……商人，像曾祖父那样。用账本说话，而不是用刀剑。”
那天晚上，玛丽亚做出一个决定：接受法国科学院奖项的事，不再保密。她把奖金收据和转账记录整理好，准备在研究所下次董事会上公开。
“如果他们要指责我通敌，”她对卡特琳娜说，“就指责吧。但五千利弗尔救活了三个研究项目，那些项目可能在未来养活成千上万人。让数字说话。”
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年轻的威廉目睹了一场缓慢的崩溃——不是戏剧性的暴跌，而是持续、无情、像涨潮淹没沙堡的下滑。
马尔普拉凯战役后的第二周，荷兰国债价格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五十五。市场传递的信息清晰：即便赢得战役，投资者也不相信荷兰能偿还债务。
“为什么？”威廉问他的导师，一位老银行家，“我们还在赢，领土在推进。”
老银行家从眼镜上方看他：“孩子，战争有两种成本：直接成本（士兵、弹药、粮食）和间接成本（机会成本、人力流失、资本外逃）。荷兰的直接成本靠借贷支付，间接成本在 silently积累。就像一个人借高利贷维持奢侈生活，表面光鲜，内里已经空了。”
他展开一张图表：“看，这是荷兰的人口曲线。1690年以来基本持平，但二十至四十岁男性比例下降了百分之十五——战争消耗。这是专利申请数，十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创新停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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