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计算：“从安特卫普港可以调集三十艘中型商船，改装成临时医疗船。但需要三天时间，而且……费用。”
“费用按标准——”
“不，”扬二世打断，想起父亲的教导，“这次按特殊紧急费率。市场价的一点五倍。因为我们需要连夜改装，雇佣额外水手，承担敌袭风险——虽然战场在法国境内，但私掠船还在海峡活动。”
军需官皱眉：“公爵大人不会喜欢这种趁机涨价。”
“公爵大人刚赢得一场伟大胜利，”扬二世平静地说，“他需要高效的后勤来维持攻势。廉价的后勤会拖延，拖延会让伤员死亡，死亡会影响士气。您可以选择。”
最终军需官签了字。扬二世知道为什么：马尔堡公爵正在准备向巴黎进军，需要一切顺利。而顺利需要钱，幸运的是，花的不是他自己的钱。
在返回安特卫普的马车上，扬二世写下观察笔记：
“马尔普拉凯，1709年9月。所谓的决定性胜利看起来像：成堆的尸体等待掩埋，断肢的士兵等待死亡或奇迹，将军们已经在计划下一步进攻。胜利是相对的——今天比昨天多占领一百码土地，多杀死一千敌人。但土地浸透了血，敌人明天会有新的援军。
我问一个荷兰上校：‘值得吗？’他沉默很久，说：‘问题不在于值不值得，在于还能承受多久。’
荷兰的承受力正在接近极限，我能感觉到。不是军事极限，是财政极限，心理极限，灵魂极限。”
在莱顿，玛丽亚接到丈夫约翰从前线寄来的信，手抖得几乎拆不开信封。
信比往常更短：
“还活着。左肩中弹，不严重。团里损失一半。我们守住了中央阵地，英国人进行了决定性冲锋。荣耀归于公爵，伤痛归于我们。
有个十九岁士兵，我看着他长大（他父亲是我以前的部下），今天死在我怀里。他说：‘告诉妈妈我不是逃兵。’我说：‘你是英雄。’但我不知道英雄这个词还有什么意义。
战争必须结束，否则荷兰会流干最后一滴血。但怎么结束？没有人知道。
我爱你。继续种你的土豆。至少土豆不会问为什么。”
玛丽亚把信贴在胸口，眼泪无声流下。她已经四十三岁，但每次接到前线来信，都感觉自己又变回那个等待父亲从海上归来的小女孩。
女儿卡特琳娜——现在二十一岁，在莱顿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轻轻走进房间。
“父亲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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