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0-1713年
和平谈判像一场持续三年的冗长拍卖会，每个国家都在叫卖自己的鲜血，讨价还价别人的牺牲。地点选在乌得勒支——讽刺的是，这座城市七十年前曾是荷兰共和国诞生的摇篮，现在却要见证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谢幕。
1710年春天，扬二世作为“商业顾问团”成员第一次踏入谈判会场时，感觉自己像走进了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某种怪诞变体。只是这里交易的不是鲱鱼或香料，而是省份、港口、贸易权和几十万条人命。
“看那个穿紫袍的，”一个法国外交官用带着嘲弄的礼貌对他低语，“萨伏依的代表。他们的人口比阿姆斯特丹还少，却想要整个西西里岛。这就是现代外交：野心与实力脱节。”
扬二世在笔记本上记录观察。他四十七岁，完全继承了父亲小威廉的计算能力，但也继承了祖父老威廉那种对本质问题的执着。他发现和谈中最常被提及的词不是“正义”或“自由”，而是“补偿”和“平衡”。
“荷兰要求法国赔偿战争损失，”英国代表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总计……多少来着？”
荷兰首席代表清了清嗓子：“初步估算两千万荷兰盾。”
法国代表冷笑：“两千万？你们杀死的法国士兵难道是用金子做的？”
“不，”荷兰代表平静回答，“但我们被毁的农田、被烧的村庄、被劫的商船，都是可以计算的。这是账本，先生们，不是诗歌。”
这就是荷兰的方式：把一切都变成数字。荣耀、牺牲、痛苦——全部可以量化、计价、交易。
扬二世的任务是评估各种贸易条款对荷兰航运的影响。每天，他面对成堆的关税表、航运数据、殖民地报告，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和平协议应该让荷兰恢复战前地位，还是承认它已经不再是主要玩家？
答案令人沮丧。英国正在崛起，法国依然强大，荷兰……在维持。就像一艘曾经领先的船，现在勉强跟上舰队，但燃料（资金）快用完了。
与此同时，在莱顿，玛丽亚的荷兰农业研究所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也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危机。
突破是：她们培育的抗病小麦品种在泽兰省的盐碱地试种成功，产量达到正常土地的八成。消息传开，法国、英国甚至西班牙的农业协会都来信询问。
危机是：莱顿大学董事会认为研究所“过于独立”，要求将其并入大学的农业系，由教授们管理——这意味着玛丽亚可能失去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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