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编辑部”，标题是《缺席者的声音》。
“我们缺席了里约峰会的决策层会议室。”
“我们缺席了布鲁塞尔的气候委员会听证席。”
“我们缺席了伦敦，巴黎，波恩那些决定合理碳排放数字的闭门会议。”
“但我们不缺席这个春天，这份刊物，这场对话。”
《欧罗巴绿洲》首印五千册，三个月内加印三次。
没有广告。
没有政府资助。
发行渠道是大学书店，社区文化中心，有机食品合作社。
第二年，发行量突破三万。
95年，它在布鲁塞尔欧盟记者圈被私下传阅。
96年，德国绿党联邦议员引用《欧罗巴绿洲》对《能源税法》草案的批评作为议会质询附件。
97年，汉娜·贝克尔当选柏林市议员。
28岁，无党派，以“独立环保候选人”身份参选。
竞选资金来自7000名市民小额捐款，以及一笔来自“北欧环境基金会”的“环境政策研究专项资助”。
按时任德国《明镜》周刊调查，“资金来源无法追溯”。
94年9月，芬兰赫尔辛基。
欧洲首场“全球青年气候论坛”在理工大学礼堂举行。
表面主办方是芬兰青年科学协会，实际全程由“柏林遗产”网络的欧洲环保组织联盟策划。
论坛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任何一场演讲，而是角落里的“数字动员工作坊”。
20台电脑，20名学员，5名导师。
导师演示：如何在德国环保论坛“绿色浪潮”发布一篇文章，三小时内出现在瑞典，荷兰，法国的镜像站点。
如何使用加密邮件列表，协调跨国联合行动而不被监控。
如何在警方封禁一个论坛时，自动重定向到三个备用域名。
94年的欧洲，互联网仍是学术机构和极客的领地。
但克劳斯的档案里，夹着一份90年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流出的内部备忘录，标题是《分布式网络在非常规战争中的应用》。
他用两年时间，把这份军事情报翻译成了环保青年的行动指南。
94年12月，“欧洲气候行动网络”网站上线。
这是欧洲第一个跨国的环保行动协调平台。
首页只有一行字：
“信息想要自由，我们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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