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五十五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迟缓些。长安的柳絮已开始飘飞,澄心苑的玉兰也再度绽出几朵伶仃的白,但空气中仍残留着冬日未尽的寒意。武媚娘的身体,也如同这迟来的春意,显出几分力不从心的疲态。咳嗽旧疾在去岁寒冬加重,虽经太医精心调治,入春后缓和了许多,但精神总是不济,畏寒,容易困倦,再也不能像前两年那样,长时间伏案疾书,或是在庭院中长久散步了。
大多数时候,她只是裹着厚厚的裘毯,半倚在临窗的暖榻上,透过明瓦窗,望着庭院里草木由枯转荣,看日影在青砖地上缓缓移动。手中的书卷,常常是拿起片刻,又轻轻放下。思绪,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更悠远。她不再执着于回忆的细节,也不再焦虑于文稿的保存——那项浩大而隐秘的工程已经完成。如今盘桓在她心头的,是那些被藏匿起来、或被弟子们传播开来的思想,它们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
她深知思想的力量。她自己便是操纵人心、驾驭思想的大师。当年,她以“建言十二事”收揽寒门之心,以佛经谶语为自己正名,以严刑酷法震慑异己,无不是对思想的精准运用。但李瑾留下的这些思想,与她所熟知的权谋之术迥然不同。它们不服务于任何具体的权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解构权力;它们不提供简单的答案,反而提出更多的问题;它们不迎合大众的喜好,甚至可能冒犯大多数人的常识。这样的思想,其力量更为潜在,也更为危险,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不知会孕育出什么,也不知何时会破土,破土后是长成嘉禾,还是蔓延成难以控制的荆棘。
然而,既已播下,便只能静待花开,无论花开何样。这是李瑾的选择,也成了她必须接受的命运。好在,从太平、僧一行、刘仁轨、上官婉儿等人偶尔带来的消息,以及她自己通过残余渠道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些“思想的种子”,正以各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悄然撒向不同的土壤。
种子落在庙堂之高。
朝堂之上,关于“新学”或“实学”的争论并未停息,但风向在悄然变化。皇帝李琮的态度,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权衡,变得更加务实。他虽不公开推崇,但也不再明确打压。尤其是在涉及具体政务时,他开始有意识地任用一些具有“实学”背景或倾向的官员。
这年开春,黄河中游某段堤防年久失修,春汛将至,地方告急,请求拨付巨款抢修。工部按旧例核算,提出一个庞大的预算,并要求征发大量民夫。朝议时,一位刚从地方调入户部、曾在刘仁轨手下办事的年轻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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