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笔记中关于算学、天文、地理、物理、机械等方面的论述，编撰成更易于理解的《格物浅说》、《算学指要》、《天文图释》等入门书籍。他定期在格物院开设公开讲座，不仅面向院内生徒，也允许长安及附近州县的士子、乃至感兴趣的平民前来听讲，内容从基础的几何测量，到最新的行星运行模型，再到航海罗盘、改良纺车的原理，深入浅出，吸引了大量对传统经学感到厌倦、渴望新知的年轻人。僧一行以其深厚的佛学修养和超凡的智慧，巧妙地将“格物致知”与佛教“明心见性”、儒家“即物穷理”联系起来，赋予其学理上的合法性，使得“新学”在士林中的接受度有所提高。
刘仁轨，这位从边陲小吏一步步升至宰相的实干家，则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推动“瑾学”。在担任地方观察使、节度使期间，他继续大力推行李瑾留下的、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政策：清丈田亩、整顿赋役、兴修水利、鼓励工商。他尤其注重将“新学”中的务实精神融入吏治，在辖地选拔官员时，不仅看重经学文章，更考察其对农桑、刑名、钱谷等实务的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主持编纂的《州县实务辑要》，大量引用了李瑾在《治国方略论》中关于基层组织、财政管理、司法审判的论述，成为许多地方官员的必读手册。在朝堂之上，刘仁轨是“新学”在政治领域的有力辩护者。每当有保守派攻击“新学”空疏无用、败坏人心时，他总能以具体的政绩、数据加以反驳，指出“实学”在富国强兵、改善民生方面的实际效用。他的务实作风和卓越政绩，使得许多中间派官员不得不正视“新学”的价值。
上官婉儿，这位昔日的“内相”，在还政后并未完全退出文教领域。她凭借其卓越的文才和影响力，主持编修了《永昌文馆集》，其中收录了大量体现“经世”思想的文章、策论，并亲自作序，阐发“文以载道，道在济世”的观点，隐隐为“新学”张目。更重要的是，她利用自己在宫廷和文坛的影响力，支持了一批出身寒微、才华横溢、思想活跃的青年文士。这些青年不满于僵化的骈俪文风和空洞的经义讨论，对李瑾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深为服膺，他们的诗文开始关注现实，反映民生，探讨时弊，风格趋于平实犀利，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被称为“务实文风”，客观上扩大了“新学”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年轻士子中。
太平公主的作用则更为微妙而关键。她不再直接干政，但其在皇室中的地位、庞大的财富、广泛的人脉，使其成为“瑾学”最有力的庇护伞和连接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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