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监控之下。在东宫和政事堂参照试行，则是为了培养未来君主和最高行政中枢的习惯。试行期三年，则留下了观察、调整甚至叫停的回旋余地。
诏令一下，朝野反应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是务实之举，是宪章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虽不尽如人意（如未全面推行），但毕竟开了头。反对者则暗自松了口气，认为试行范围有限，且有三年的缓冲期，变数犹存，未必没有转圜甚至中止的可能。更多的人则在观望，看这部被皇帝捧得如此之高、被赋予“永固之基”期望的宪章，在现实土壤中，究竟能长出什么样的果实。
试行伊始，波澜不惊，却又暗流潜藏。
在户部，当一份关于增加江南某道丝绢赋税以充实洛阳常平仓的议案，被要求必须附带详尽的民情调查、税负影响评估、以及至少两种备选方案，并需经政事堂相关宰相及户部、工部堂官联席商议形成记录时，经办官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琐和压力。但与此同时，那种随意加征、程序模糊的空间，似乎也被压缩了。
在刑部，一份来自地方、请求核准对某豪强处以极刑的卷宗，被刑部司官员以“证据链有瑕疵，口供取得方式存疑”为由驳回重审，并明确援引了宪章中关于“重证据、慎刑狱”的精神（尽管宪章原文并无如此具体表述，但精神被引申了）。地方官员接到驳文，既感恼火，又不得不更加谨慎。
在洛阳县衙，一桩普通的田宅纠纷，原告在公堂上竟敢引用宪章中“民产受护”的原则，要求县尊“依法公断”，让习惯了“父母官”威仪的县令颇感诧异，却也下意识地更加仔细审阅案卷。
在东宫，太子李显批阅奏章时，开始习惯性地思考：这件事，是否属于“重大事宜”？是否需要召相关官员“议一议”？是否需要留下“记录”？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约束，但同时也隐约觉得，这种按“规矩”办事的方式，似乎能让他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至少，当母帝问起时，他可以拿出“依宪章精神，经商议”的记录。
而在政事堂，狄仁杰、宋璟主持的会议，开始有了固定的议程、发言顺序和记录人员。虽然最初大家都不太习惯，争吵依然激烈，但至少，每个人的意见、反对的理由，都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狄仁杰看着那渐渐增厚的“议政纪要”，疲惫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欣慰。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宪章的真正落实，将面临无数习惯的阻力、利益的博弈和理解的偏差。但种子已经播下，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发出了第一缕稚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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