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符二年的初春，长安城尚未从严冬中完全苏醒，柳梢的嫩芽畏缩着不敢舒展，空气中依旧弥漫着呛人的尘灰和未散尽的寒意。我最后一次推开“悦来”旅舍那扇吱呀作响、糊满油腻污渍的房门。屋内残留的气息——劣质炭火的烟味、隔夜墨汁的酸腐、还有那挥之不去的、属于无数落第者绝望的汗腥——如同跗骨之蛆，缠绕着这方寸之地。没有告别，无需告别。那卷承载着《不第后赋菊》墨迹淋漓的宣纸，被我揉成一团，连同几件早已浆洗得发硬、袖口磨损露出线头的旧澜衫，一同塞进了那个曾装过母亲殷殷期盼的书箱底层。书箱此刻轻飘飘的，像被掏空了灵魂。剩下的，只有腰间一个沉甸甸的褡裢，里面是父亲托人辗转捎来的、足够我体面还乡的盘缠——几锭硬邦邦的官银，还有一小袋黄澄澄的、带着曹州盐仓特有咸腥气的沙金。它们冰冷地贴着我的皮肉，如同父亲那双忧惧与不甘交织的眼神。
骡车驶离明德门那巨大阴影的刹那，我没有回头。车轮碾过护城河石桥，发出空洞的回响，仿佛碾碎了某种虚妄的幻梦。来时，这朱雀大街的喧嚣曾令我窒息；去时，却只觉得它空洞而遥远，如同一场光怪陆离的皮影戏。车帘低垂，隔绝了这座帝都最后的浮光掠影。赶车的老把式换了人，是个沉默寡言、脸上刻着深壑般皱纹的关中老汉，姓赵。他只闷头赶车，鞭梢在空中甩出短促的炸响，催促着骡子加快脚步，仿佛逃离瘟疫之地。
“走潼关道，老哥，”我隔着车帘吩咐，声音干涩，“抄近路，快些回曹州。” 来时走运河一线，看尽了漕运弊政；归时，我想看看这帝国腹地的筋络血脉，究竟是如何枯竭败坏的。
赵老汉没有多余的话，只闷闷地“嗯”了一声，一抖缰绳，骡车偏离了宽阔的官道，拐上了一条更为荒僻、尘土也更厚的驿路。车轮卷起的黄尘，如同一条浑浊的土龙，在车后翻滚不息。
初离京畿，景象尚可称之“凋敝”。道旁的村落，土坯茅舍低矮破败，炊烟稀薄。田地里，本该是麦苗返青的时节，却只见大片大片板结龟裂的黄土，稀疏的麦苗蔫黄干瘦，如同病儿的头发，在料峭春风中瑟瑟发抖。偶尔可见几个农人，佝偻着腰，在干涸的田垄间茫然地刨挖着，动作迟缓，眼神空洞，仿佛在无望地寻找着早已被蝗虫啃噬殆尽的生机。
“关东……大旱两年咧，”赵老汉第一次主动开口，声音像砂纸摩擦着枯木，“去年又闹了蝗虫，铺天盖地，黑压压的……所过之处，寸草不留。官府说是天灾，可这税……嘿，一个子儿也没见少收！”他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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