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里有人真的看了过去。
“詹姆斯·麦克格雷戈,五十八岁,在弯镐街经营酒吧二十二年。他有妻子,两个女儿都已出嫁。邻居证言说他‘老实本分’‘从不惹事’。
肖恩·奥马拉,三十四岁,码头卸货工,每天工作十小时,周薪一镑八先令。他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两岁。工头说他‘干活卖力’‘不偷懒’。”
就这样,他一个个说下去:“托马斯·哈代,五十一岁,读报人,眼睛坏了,靠给酒吧读报挣点酒钱。
威廉·卡特,缝衣女工的父亲,他的女儿周薪十二先令,他本人已经六十七岁了。
乔·哈里斯,二十二岁,木匠学徒,周薪九先令,今年春天刚结婚,妻子怀孕了……”
他一连说了十二个名字,十二个最普通的生计。
“这些人,就是控方口中的‘煽动组织骨干’。他们每天操心的是明天的面包,孩子的健康,父亲的药钱。
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动机去‘策划颠覆活动’吗?”
说完这些,亨利·布拉德才走到陪审团席前,看着那些穿得体面外套的绅士们。
“去年十月,莱昂纳尔·索雷尔,一个法国作家,偶然来到弯镐酒吧。他看到那里有人不识字,没法给远方的亲人写信,就主动帮忙。
他收两便士,只是一杯啤酒的价钱。他听了那些人的故事——儿子在印度当兵,女儿嫁到外地,兄弟欠了债,妻子生了病——然后帮他们把心里话写下来。
这叫做‘收买人心’吗?这叫做‘善意’,先生们。最朴素、最直接的善意。这些人感激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煽动者’,而是因为他做了件好事。
一件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
旁听席后排,一个衣服上都是补丁的老妇人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布拉德继续说:“至于他们后来对记者说的话,那有什么奇怪?一个人帮了你,你觉得他是好人,你自然愿意告诉别人。
这难道犯法吗?在大英帝国,说一个人是‘好人’,什么时候成了罪行?”
控方律师福斯特站起来:“反对!辩方在歪曲事实。这些人赞美的不是普通的‘好人’,而是一个公开侮辱女王陛下、诋毁帝国制度的外国作家!”
布拉德转向他:“福斯特先生,他们开始赞美他的时候,《1984》还没写出来。《加勒比海盗》也还没开始连载。
他们只知道,有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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