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1600年时期，农业工人群体的人均产出达到了1500年的1.8倍。
再往后，当时间来到1750年时期，则已经是1500年时代的3倍有余了。
然而，这依旧并未停滞，在之后的仅仅一百年里，也就是1850年时期，一名英国农业工人的年产出，足足5倍于1500年。
换句话说，在三百五十年的区间中，没有诞生化肥和采用机械化生产的状况下，英国农业工人的产出能力，增长了五倍。
具体到农业亩产量上。
19世纪后期的英国，在依托于智利硝石以及鸟粪石的帮助下，成功做到了每英亩26.69蒲式耳小麦的产出，换算成天朝单位，则意味着足足239斤每亩地。
即便是扣除掉种子，那也是215斤每亩地。
这是一个远超同时期天朝北方平原的数字，也代表着英格兰从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苦寒之地，一跃成为全世界农业工人产值最高的国家。
如此蓬勃兴起的农业，意味着农田供养人口的暴增，圈地运动又迫使着农业多余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工业革命兴起所必须的“柴薪”。
圈地运动不仅没有减少英国的粮食生产，加上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
英格兰提供出的剩余粮食反而愈发增多，能够供养出英格兰蓬勃发展的城镇。
而各种高利润附加值的种植业、畜牧业，也帮助那些农业资本家快速积累资金。
这个充满暴力与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却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崛起之始。
盖里斯对英国圈地运动的解读，其实谈不上什么新意。
而他做出的这些预言，对于课堂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却就是自己以前所不曾接触过的知识，已经谈得上是“神启”了。
盖里斯自然是不会直接沿着英国圈地运动的路走，他真正选择的道路是类似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改革。
与英格兰长达400年的圈地运动相比，苏联从1927年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到1933年为止，苏联只用了6年时间就几乎清理掉了所有散乱的小农生产单位。
但也只是类似，并非是说照搬。
在这期间，盖里斯还提出了相对简单易懂的数学模型，加深课堂上众人对发展农业生产重要性的认知。
“一般来说，在城镇化早期的时候，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提高1%，非农产业劳动力就能增加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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