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医药巨头联盟代表团在南都省城的酒店已经住了好几天。
“他疯了！”汤普森第一个开口，“完全掌控核心技术？公开所有定价数据？这完全违背了商业逻辑！”
“但他说的是事实。”佐藤健一平静地说，“如果我们不合作，确实可能被排除在下一代治疗体系之外。”
“我们可以联合开发替代技术来应对。”另一个代表提议。
“需要多久？五年？十年？”一家欧洲制药公司的代表伊莎贝尔·莫罗博士摇头，“我仔细研究过杨平的论文，他们的技术路线与我们完全不同，是真正的创新，短时间内复制几乎不可能。”
施耐德揉着太阳穴：“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维持联合阵线？黄佳才说得对，普惠框架下我们实际上是在竞争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联合控制。如果我们六家继续捆绑，他可能会选择与其他中小型公司合作，那样我们的损失更大，不管怎么样，这一块未来的市场，我们必须拿下入场券。”
“所以你的建议是……各自谈判？”杜邦问。
“至少要保持灵活性。”施耐德说，“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君子协议：在核心条款上保持协调，比如定价下限、区域划分，但具体合作方式可以各显神通。”
“我同意。”佐藤立即表态，“我们愿意在工艺优化和亚洲生产方面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方案。”
“但这样我们就会互相竞价，最终渔翁得利的是锐行。”汤普森反对。
“或者我们继续联合施压，”莫罗博士提议，“但目标调整：不是控制技术，而是争取更有利的授权条款。比如延长授权期限、降低授权费用、在决策机制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最终，六巨头达成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对外保持“协商一致”的形象，但在实际操作中，允许各公司根据自身优势，与锐行进行差异化谈判。同时，他们将联合向锐行施压，要求对普惠框架的某些条款进行“合理调整”。
谈判再次开启。
“黄先生，”施耐德代表发言，“经过讨论，我们愿意在普惠框架下探讨合作。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授权期限应该不少于15年；第二，合作伙伴在所在区域应享有一定的市场保护期；第三，定价机制需要更多的灵活性，特别是针对不同医疗体系的国家；第四，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指导委员会，合作伙伴在其中拥有实质性的建议权。”
黄佳才听完，微微点头：“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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