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份来自检测中心的加急报告时，杨平心中最后一丝疑虑消散。
这种催吐剂明显是人为让乐乐服下的，杨平终于明白，赵主任作为南都附一儿科掌门人，什么样罕见的器质性疾病没见过？他亲自跟进这么久却选择转诊，说明他可能已经隐约触摸到了真相的边缘，但缺乏确证，更缺乏处理这种极端敏感情况的多学科支持系统。将病例转给以创新思维和跨学科见长的杨平，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选。
这个诊断一旦坐实，不仅关乎一个孩子的健康，更关乎一个家庭的存续，甚至可能引发医疗纠纷，毕竟孩子在南都附一就诊两年，附一团队是否该更早发现问题？直接摊牌将是灾难性的，对患者家庭是，对两家医院的声誉和关系也可能如此。
他需要一个周全的计划，既要揭示真相保护孩子，又要给母亲一个接受帮助的台阶，还要顾及转诊方南都附一的立场和颜面。这已经不只是一次医疗诊断，而是一次涉及医学、心理学、伦理学、甚至社会学的复杂干预。
杨平再次邀请了赵永春主任，并建议请一位资深的精神科或心理科医生共同参与。附一那边听说三博这边可能有突破性进展，反应出乎意料地迅速。不仅赵主任来了，之前打赌的神经内科孙主任，还有另外两位好奇的老教授也顺便跟了过来，美其名曰“学习交流”。
次日下午，三博医院小会议室里，气氛有些微妙。椭圆长桌一侧坐着附一的四位专家：赵永春主任眉头微蹙，翻阅着面前的资料，表情复杂。既有对可能找到答案的期待，又有对那个预期答案的不安；孙主任看似轻松地靠在椅背上，但眼神锐利，嘴角挂着笑意；精神科的陈明华教授五十多岁，戴着金边眼镜，气质温和而专注；还有一位是附一儿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吴振华，已近退休，被这个他也有所耳闻的疑难病例吸引而来。
三博这边，杨平坐在中间，左侧是李民医生，右侧是宋子墨、徐志良、夏书、张林和小五。
“杨教授，听说你找到了乐乐病情的突破口？”孙主任率先开口，笑眯眯的，“这孩子在我们附一折腾了两年，赵主任的头发都白了好几根。要真是连我们都挠头的疑难杂症被你破解了，我不仅将《中华神经内科杂志》创刊号合订本送给你观摩一个月，而且那套《神经系统疑难病例合辑》孤本，送你观摩两个月都行！”
杨平笑了笑，语气平和：“孙主任言重了，医学难题的解决往往需要时机和多方协作。赵主任前期做了大量扎实的排除工作，才让我们有可能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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