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报道的阅读量破了五十万，被好几个大号转载。评论里有人说“人性是复杂的”，有人说“救人归救人，骗人归骗人”，也有人说“记者你查一下他骗了多少钱”。老韩没有查。不是查不到，是查到了也不能写——他没有那个中介的真实身份信息，只有一张打码的视频截图和一个停机的手机号。他只能写“据了解”“据知情人士透露”，用这些模糊的词把稿子撑起来。
那篇报道发了以后，热度维持了三天。第四天，新的热点来了——某个明星出轨。老韩的报道被淹没了，像一块石头扔进河里，冒了个泡，没了。那个被救的小伙子后来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韩老师，报道发出去了，但我的钱还是没要回来。那个中介跑路了，我找谁去？”老韩看了，想回复，打了几个字又删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帮你问问”？他问过了，没人管。说“你去报警”？报过了，没用。说“你认了吧”？他说不出口。最后他回了一句：“兄弟，保重。”小伙子没有再回复。
老韩开始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他跑了一条又一条线索，写一篇又一篇报道，每一个报道都在说“这里有问题”“那里不公平”，但问题还是问题，不公平还是不公平。他就像那个只拍小门店的孟勇，打苍蝇不打老虎，因为他打不了老虎。他可以去采访劳动局，劳动局会说“我们高度重视，已经介入调查”；他可以去采访黑中介，黑中介会说“我们是正规经营，不存在欺诈”；他可以去采访工人，工人会说“我被骗了，不知道找谁”。他把这些话写进稿子里，看上去很客观，很全面，但读完之后，读者除了“这个世界真烂”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他甚至觉得自己在消费那些人。老张死了，他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篇三百字的稿，稿费大概两百块。老张的死为他创造了价值，但老张的遗体还在太平间里无人认领。阿强在劳动局门口站了一个月，他写的那篇报道只在网上热了一天，阿强的牌子还在，但他的名字已经被读者忘了。那个被救的小伙子，老韩的报道让他又火了一次——不是“被救”火，是“救人的中介跑路了”让他又被人议论了一次。他走在街上会被人认出来，有人说“你就是那个被中介骗了的”，有人说“你运气真好，有人救你”，但没有人问他“你现在怎么样了”。
老韩想做一个真正能改变什么的报道。他跟领导报了一个选题：深度调查黑中介产业链，从体检费、保证金到劳务协议、黑厂克扣，一条龙全拆开。领导问他：“你要写多少字？”他说八千。领导说：“八千字谁看？现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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