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总能逼姓马的出来了吧？就算他不出来，街道办、劳动监察总该有人管吧？
第二天，人少了。我嗓子喊哑了，小喇叭没电了，我去隔壁便利店买电池，店员说一节五块，我买了四节，花了二十。中午太阳大，晒得我头皮发疼，我找了个树荫站着，牌子举得低了一些。路过的人瞄我一眼，像看一个脑子有问题的。
第三天，下了场雨。我撑着伞站在雨里，牌子上写的字被雨水泡糊了，“血汗钱”三个字糊成一片，像伤口结痂又被冲掉。我旁边卖烤红薯的大叔问我，你站了几天了？我说三天。他说有啥用？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在这条街卖了五年烤红薯，见过十几个你这样举牌子的，最长的一个站了十一天，最后城管来了，收了牌子，人就走了。没有一个解决的。
第四天，我铺子门口那二十三个工人走了十五个。剩下的八个还在等，但眼神已经不指望我了。有个大姐跟我说，老赵，我们不是怪你，你也是被骗的。但我们要回老家了，再不回去连路费都没了。我把口袋里的现金掏出来，五百多块，全给了她。她不要，我硬塞。她哭了。我也差点哭，忍住了。
第五天，我不想去了。早上闹钟响了，我想起那个路口，想起那个太阳，想起那些像看傻子一样的眼神。我翻了个身，继续睡。睡到中午，手机响了，是刘姓周打来的。他说老赵你今天没去举牌子？我说没去。他说那你那八个工人呢？我说走了七个，还有一个睡在我铺子里。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
挂掉电话，我躺在床上想了半个小时。然后爬起来，把那块牌子找出来，看了看。牌子的木棍是中空的，质量很差，已经裂了一条缝。上面的字糊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黑厂”两个字还能看清。
我把牌子扛起来，走到楼下，犹豫了一下，又扛回去了。
回铺子的时候，那个剩下的工人——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叫小陈——正蹲在我铺子门口吃泡面。看见我扛着牌子回来，他眼睛亮了一下，说赵哥你今天还要去？我说不去了。他把泡面放下，问我那不去了工资怎么办？我说我再想想办法，你先回宿舍等着。
他没动，蹲在那看着我。
我把牌子靠在墙上，坐到他对面，点了根烟。我说小陈，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当中介了吗？他摇头。我说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干不下去了。这一行，要么你骗人，要么被人骗。我骗了六年人，攒了点钱，结果被姓马的一把全骗走了。你现在觉得我可怜，我告诉你，你交给我那三百八的保证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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