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纽约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才三月中旬，中央公园的榆树已经冒了新芽，百老汇大街上的人们脱下了厚呢大衣，报童在街角扯着嗓子叫卖下午版的晚报，头条照例是冷战、军备竞赛和远东的局势。
所罗门·科恩选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法式餐厅。十七年了，餐厅的老板换了，菜单换了，墙上的壁纸从深棕色换成了浅灰色，只有靠窗那张桌子还在老位置。
他记得很清楚，十七年前他就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着一个头发刚长出来的中国女人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供应链——铁矿砂、焦煤、高炉、平炉、轧机、库存、订单。那张餐巾纸现在还裱在他办公室墙上，铅笔画的线条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每一个方块都还清清楚楚。
侍者认识他，一进门就把他引到那张靠窗的桌前。
“科恩先生，还是老规矩？空调给您调高一度？”
“不必了，今天纽约不冷。”
科恩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从西装内袋里取出那份协议放在桌上。厚厚一沓，二十几页，封面烫金字体印着“交叉持股协议”几个字。
侍者看了一眼那份协议。“科恩先生在等人？”
“等一位夫人。”
他把协议翻到最后一页，看着签名栏，拿出钢笔又收了回去。
“还是等夫人来了再签。”
于凤至准时推门进来，一分不早一分不晚。她穿着一件藏青色呢子大衣，里面是素色旗袍，头发已经全白了，挽成一个低髻，别了一根银簪子。簪子是闾珣给她买的，她戴了好多年了，簪头上的银花磨得发亮。她提的还是那只旧藤箱，边角已经磨得露出了藤芯，但编藤的纹理还清清楚楚，跟十七年前第一次走进这家餐厅时一模一样。
科恩看着那只藤箱，想起这些年她在芝加哥钢铁股东大会门口提着它、在布雷顿森林会场外提着它、在旧金山码头水手餐厅里也提着它。一个人用一只藤箱用了大半辈子，不是念旧，是习惯——习惯了把重要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科恩站起来替她拉开椅子。“夫人，十七年了。您第一次走进这家餐厅的时候，头发刚长出来。我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供应链，您用铅笔补上了库存周转天数的算法。那张餐巾纸现在还裱在我办公室墙上。”
于凤至接过菜单，没有翻开，放在桌边。她的目光在科恩脸上停了一瞬，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科恩先生，您老了。”
“老了。”科恩笑了，摸了摸自己已经花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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