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走的。窗外的银杏树刚抽了新芽，嫩绿的叶子被晨光照得透亮。
闾珣推门进来的时候，她靠在窗前的藤椅上，手里还搭着那份基金会最新送来的受助学生名单。名单被风吹开了几页，最后一页被她铅笔划过的地方还留着一道浅灰色的印痕。她走得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藤椅旁边那盆第三代薄荷正抽着新芽，叶子被窗外透进来的晨光照得发亮。
闾珣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轻轻走过去，把掉在地上的老花镜捡起来放在桌上。他把那份名单从她手里抽出来，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窗外哈德逊河上货轮的汽笛声低低地压过来。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台北的号码，接电话的是赵一荻。
“闾珣？”赵一荻的声音从电话线那头传过来，隔着整个太平洋，有些模糊，但很稳。
“赵姨，是我。娘走了。今天早上，在家里。走得很安详，手里还拿着基金会的名单。她靠在藤椅上，像睡着了。名单上有一个姓于的女孩，来自榆树，是被服厂女工的后代。她在那个女孩名字旁边用铅笔打了个勾。”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他听见赵一荻轻轻放下听筒，走开几步，又走回来。再开口时，她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但还是很稳。“我知道了。你爹在院子里看书，我去告诉他。”
张学良正在榕树下看《明史》。赵一荻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廊檐下，手里还攥着围裙角。她没有马上开口，只是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翻过一页书，又翻过一页。榕树上的蝉忽然不叫了。
“闾珣打来的。大姐走了。今天早上，在纽约家里。走得很安详，手里还拿着基金会的名单。名单上有一个榆树的女孩，她在名字旁边用铅笔打了个勾——那是她签的最后一份字。”
张学良翻书的手停住了。他把《明史》合上，放在膝上，没有看赵一荻，也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把手里那颗算盘骨珠轻轻拨了一下。骨珠在安静的院子里发出一声脆响。那是她每次对完账最后拨的一颗——他在台北拨，她在纽约拨，两颗珠子撞在同一根档上，账就对得上了。现在那颗珠子还在他手里，拨珠子的手已经停了。
“她走之前有没有说什么？”他问。
“闾珣说她靠在藤椅上，手里拿着名单，走得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张学良把算盘放在石桌上，站起来走到榕树下。榕树的气根在午后的微风里轻轻晃动，有几根已经长得快要触到地面，在青砖缝里重新扎了根。他站了很久，然后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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