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她们的背影不一样，可她们做的事是一样的。做饭，洗衣，带孩子，等丈夫回家。现在河生不用等了，他天天在家。可母亲等的人，再也没回来过。
下午，方卫国的电话来了。
“河生，大雪了。”
“大雪了。”
“你喝萝卜汤了吗？”
“喝了。你嫂子炖的。你喝了吗？”
“喝了。儿子炖的，不好喝。萝卜切得太大了，排骨炖得太烂了。你嫂子炖的肯定好喝，她手艺好。”
“那你来上海喝。”
“好。等明年春天，我去。你等着我。”
“好。我等你。”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咳嗽了几声，咳得很厉害，停不下来。河生握着手机，没有说话。他等方卫国咳完，等了好一会儿。咳嗽声终于停了，方卫国的喘息声粗粗的，像拉风箱。
“卫国，你感冒了？”
“没有。老毛病。嗓子不舒服。”
“你去看医生。别拖着。”
“看了。医生说没事，就是老了。嗓子也老了。什么都会老。嗓子老，眼睛老，腿老，心老。可我的心没老。我还在写，还在改，还在给溪溪的书提意见。我的心比我的嗓子年轻。”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你比我强。我比你年轻，可我的心比你老。我退休了，不造船了，不写字了，天天在家闲着。你还在写，还在改。”
方卫国没有说话。两个老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河生听着方卫国的呼吸声，粗粗的，像拉风箱。方卫国听着河生的呼吸声，也粗粗的，像拉风箱。两个人都不年轻了，可谁也舍不得先放下电话。
大雪的第二天，河生收到了方卫国从北京寄来的一个包裹。包裹不大，牛皮纸包着，缠了好几道胶带。他拆开，里面是一幅字，方卫国写的，裱好了，卷在画筒里。河生展开那幅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大雪”。落款是“卫国，时年六十有四”。河生把那幅字看了很久，把它挂在书房墙上，旁边是周老师送他的那幅“天道酬勤”。方卫国的字和周老师的字并排挂在一起，一个端庄，一个洒脱。
下午，河生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
“卫国，字收到了。写得好。”
“练了好几年了。你说我的字丑，我就练。你说我的字没筋骨，我就练筋骨。你说我的字没灵魂，我就找灵魂。现在有灵魂了吗？”
“有了。你的字里有雪。大雪的雪。”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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