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发那天,哈尔滨下着雪。
不是那种纷纷扬扬的大雪,是细密的、碎碎的雪粒,打在脸上像无数根细小的针尖。天是灰白色的,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
王淑芬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冲锋衣,左胸口印着“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的字样,后背印着“黑龙江援鄂医疗队”七个字。衣服是昨天发的,还有折痕。她把袖子往上撸了一道,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戴着一根红绳——是孙子给她编的,编得歪歪扭扭的,绳子有些地方松了,有些地方紧了,她不舍得摘。
她的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花是绸子做的,红得发亮,每一片花瓣都用铁丝固定在花蕊上,铁丝包着绿色的塑料皮。花蕊是一小簇黄色的塑料珠子,摇一摇晃一晃的。她低头看了一眼那朵花,想起上一次看到这种花,是正月初四,在太平国际机场,李明远的胸口别着同样的一朵。那天她站在玻璃门外,隔着那道门看他。今天她站在队伍最前面,胸口别着和他一样的花。
她的头发长出来了。化疗结束后,头发一点一点地往外冒,先是绒绒的、软软的,像婴儿的胎毛,后来慢慢变黑、变硬,现在已经有半寸长了,黑黑的、短短的,被风吹得有些乱。她没有戴帽子,就那么让风吹着。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白的落在黑的上面,像撒了一层盐。
“王院长,您身体行吗?”
医务科长站在旁边,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她能听到。他姓孙,五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上落了几片雪花,他没擦。他的眉头皱着,眉心有一道深深的竖纹,像是被人拿刀刻上去的。
“行。”她说。
她的手在口袋里。右手攥着一个小药盒。药盒是白色的,塑料的,上面印着“每周药盒”四个字,从周一到周日,七个格子。格子里的药塞得满满当当的——降压药、速效救心丸,还有一盒化疗后一直在吃的内分泌药,白色的药片,小小的,圆圆的,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粒。她把药盒从口袋里掏出来,打开看了一眼,确认没有漏带,然后又合上,拍了拍,放回口袋。
“您那个……指标最近复查了吗?”孙科长又问,声音更低了。
“查了。都正常。”
“您别骗我。”
“骗你干什么。”她说。
孙科长不说话了。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知道拦不住她。全院都知道拦不住王淑芬。这一次她报名去武汉,院长亲自找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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