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您的身体刚恢复，这次就算了吧。她说：“我是副院长，我不去，让谁去？”
院长不说话了。
机场大厅里人不多。没有家人送行，没有鲜花和掌声——疫情期间，一切从简。只有同事，只有领导，只有那些和她一样穿着藏蓝色冲锋衣、别着大红花的队友。有人在哭，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抱着她的丈夫，脸埋在他的肩膀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有人在笑，一个男医生举着手机自拍，比了一个V字手势，笑容很大。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站在旁边的人也听不清。
王淑芬看着他们，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从前面扫到后面。她数了一下，加上她，一共三十个人。三十个人，三十朵大红花，三十件藏蓝色的冲锋衣，三十只行李箱，箱子上贴着红色的标签，标签上印着同一行字——援鄂医疗队。红得像血。
那一抹红，是滚烫的初心，是以白衣为铠甲的誓言。疫情突袭，山河失色，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医护夫妻卸下小家的温暖，扛起大家的希望，并肩逆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她拿出手机，只打了三个字——“我出发了。”
他秒回。
“平安。”
三十一年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短。刚结婚那会儿，他会写很长的信，信纸折成方块，塞进她白大褂的口袋里。后来有了手机，他会发很长的短信，一条短信要分两段发。再后来，短信变成了一行字。再后来，一行字变成了两个字。
年轻的时候她觉得话越多越好。现在她知道，话越少越重。
“平安。”她对着屏幕轻轻念了一遍。然后把手机关了，揣进口袋，转身对身后的队员们说了一句：“登机。”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进木头里。
飞机起飞的时候，她靠着舷窗，看着外面的雪。雪花打在玻璃上，瞬间融化，变成一道道细细的水痕，斜斜地往后流。哈尔滨在她的脚下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变成一片白色的斑点，然后被云层吞没。
她闭上眼睛。
她想起了孙子。出发前一天晚上，孙子抱着她的腿不撒手。“奶奶你不要走。”“奶奶去打怪兽，打完就回来。”“你骗人。爷爷也说去打怪兽，到现在都没回来。”她把他抱起来，他的小脸贴在她的脸上，湿湿的，全是眼泪。她说：“爷爷没有骗你。爷爷还在打怪兽。奶奶去帮他。等怪兽打完了，爷爷和奶奶一起回来。”
孙子不哭了。他看着她，眼睛亮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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