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班长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家里人。
因为我知道，我配不上这个头衔。成绩相比小学那会儿，已经在中层水平了，但中层就是中层，不上不下，卡在那里。语文一般，数学一般，英语一般，没有哪一门是拿得出手的。我试图去提高，想成为拔尖的那一批，却始终找不到门道。题做了不少，笔记也记了，错题本翻得起了毛边，上课眼睛瞪得比谁都大，但成绩就是不动。有时候考完试，我把试卷翻来覆去地看，那些红叉像钉子一样钉在纸上，也钉在我心上。我不服气，但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
但我依旧是课堂上最积极发言的。
我似乎在找一种平衡——作为班长的平衡。成绩虽然不拔尖，但态度要最好；人不够优秀，但收作业、擦黑板、出公勤的劲头要足。每次劳动，我第一个去拿扫帚；每次收作业，我最后一个走；每次老师需要人搬东西，我手举得比谁都快。我这种积极，或许并不能换来真正意义上的表扬，但我总感觉，只要坚持，这个头衔大概率是不会被拿走的。
也正是那个时候，很多同班不同班的都认识我。知道我就是那个成绩不是最好的班长。课间在走廊上，有人会指着我说：“看，那个就是几班的班长，成绩一般，但特别积极。”他们叫我“积极班长”，语气里有调侃，但也有几分说不清的认可。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但却也是我的动力源泉。至少有人看见我了，至少我不再是那个坐在讲桌旁边、被所有人忽略的差生。
期间最喜欢我的老师，是政治老师张老师。
他四十来岁，个子不高，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一副金属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每句话都带着一种笃定。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喜欢讲时事，讲人生，讲那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有时候讲到一半，他会停下来和我们互动，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然后继续讲。
或许是我的捧场让他觉得我是个“好同学”——每次他提问，我总是第一个举手；每次他讲到一个观点，我总是第一个点头；每次他讲到激动处，我就跟着激动。可能政治课衡量的标准，是一个人的精神和品质吧，不是分数，不是作业，是你愿不愿意想，敢不敢说。所以每次政治课，张老师和我的互动，像是捧哏和逗哏。他抛出一个问题，我接住；他讲一个笑话，我笑出声；他感慨一句，我点头附和。班上的同学都看得出来，张老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
直到很多年之后，我离开中学，张老师还是会在他的课堂上提起我。我也是听别人讲的。听说他每次讲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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