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澜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发动车子的。
钥匙在锁孔里拧动的那一下，引擎响起的那一声，挂挡、松离合、踩油门——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别人的手在做，她的手只是搭在上面，跟着动。意识是断的，像一卷被剪断的胶片，前一个画面还在走廊里跑，下一个画面已经在路上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开出容氏大门的，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拐上那条梧桐道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松开了刹车、什么时候踩下了油门。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在省道上了。
白杨树一棵接一棵地从车窗外滑过去，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一片一片地落在挡风玻璃上，一闪一闪的，晃得人眼睛发涩。她没有眨眼，眼睛干得发疼，但她不敢眨。她怕一眨眼，眼泪就会掉下来。她不能哭，她还要开车，她还要回红兴镇。
方向盘在她手里攥得很紧，指节泛白。皮革的纹路硌着她的掌心，有点疼，但她没有松开。那上面有痕迹——两道深深的抓痕，是他常年开车时手握的位置。他的手掌比她的宽，手指比她的长，握方向盘的时候喜欢用虎口卡住这个位置，不急不慢，稳稳当当。
她坐在他坐过的位置上，握着他握过的方向盘，闻着车厢里那股淡淡的皂角味。他已经走了好两天了，那股味道还没有散。是残留在座椅的布料里，还是残留在她衬衫的领口上，她分不清。她只知道这股味道让她觉得他还在。不是在这里，是在某个地方，在南海，在那片灰蒙蒙的天幕下，在那架不知道飞往何方的飞机里。他走的时候，手覆在她头顶，掌心干燥，温热，什么都没说。但她都知道的。
她知道的。从他在五楼走廊里给她擦头发的时候，从他把所有牌摊在桌上说“你选哪条路，我都在”的时候，从他在北京饭店的走廊里站在她身后、用身体挡住那杯泼过来的茶汤的时候。她都知道。他只是不说，她也不说。他们之间不需要说。
车子在省道上开着。路很长，白杨树没有尽头。她的脑子是空的。不是那种“什么都想不起来”的空，是那种“想了太多、脑子装不下、索性不转了”的空。像一台过载的机器，保险丝烧了，灯灭了，但齿轮还在转，只是转得很慢，很涩。
她想起爷爷。想起他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的样子，想起他蹲在灶台前熬粥的背影，想起她每次出门时他站在院门口目送她的目光。那双浑浊的、带着血丝的、什么话都不说却什么都说了的眼睛。她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给他打电话了。不是忘了，是不敢。怕听到他声音的时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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