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
巴黎的天空依旧是那种欧洲冬季特有的、掺了灰的铅白色。宋启明站在戴高乐机场的到达出口，肩上只背着一个军用帆布袋——他在这个国家所有的行李。脖颈的支具已经拆了，左臂的绷带换成了薄薄一层敷料，走路时不会再引来侧目。
他看起来像一个刚结束长途旅行的普通年轻人。只是眼神还落在那片看不见的战场上。
古德里安站在出口外的玻璃门边。这个德国人今天没有穿那件一丝不苟的深灰西装，而是件普通的黑色羊毛大衣，领口微敞，露出里面磨旧了的高领毛衣。他的银发在机场惨白的日光灯下显得更淡，脸上的皱纹却深了几分。
两人对视了几秒。古德里安没有迎上来，只是微微颔首。
宋启明走过去。
“活着回来了。”古德里安说。这不是问句，是陈述。他的声音比去年十月更沙哑，像某种精密仪器在长期过载后留下了不可逆的磨损。
“是。”宋启明说。
古德里安看着他。那双金丝眼镜后的蓝眼睛此刻没有审视，没有计算，只是安静地、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年轻人脸上。
“我也打过那种仗。”他突然说，“摩加迪沙，1993年。黑鹰坠落。”
宋启明没有说话。
“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是索马里民兵的RPG。”古德里安把目光移向远处不停滚动的航班信息屏，“现在知道了，是美军的联合全天候精确打击体系。”
他的语气很平静，没有愤慨，没有嘲讽，只是陈述一个用几百条人命换来的事实。
“所有人都没料到。”他说，“中情局没料到，五角大楼自己也没完全料到。塔利班更不可能料到。”他顿了顿，“我们当然也没料到。”
他转过头，重新看向宋启明：“这不是你们的失败。这是一场不对称战争的标准答案。”
宋启明沉默了很久。
“那些死了的人，”他说，“他们不是标准答案。”
古德里安没有回答。
他们并肩走向停车场。巴黎冬日的风从建筑物缝隙里钻进来，冷，但不刺骨——和坎大哈那种能冻裂枪栓的干寒不同。宋启明把手插进大衣口袋，指节触到一团揉皱的纸。他忘了是什么，没有掏出来看。
“公司的意思，”古德里安一边开车门一边说，“你回夏国。”
宋启明坐进副驾驶，系安全带的手顿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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