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每个证型患者接受的治疗方案：核心方药“清瘟化秽饮”的组成、剂量、加减规律；针灸取穴、手法、频次；刮痧部位、方法；以及必要的支持疗法（如米汤、补液盐）。
最难的是“结果”部分。他不仅要统计整体死亡率、重症转归率、平均退热时间、斑疹消退时间等，还要按照不同证型、不同治疗方案（如纯中药、中药+针灸、中药+刮痧等）进行亚组分析，并与罗伯逊提供的、疫情初期西医常规支持疗法（主要为补液、物理降温、有限抗菌药物）下的历史数据（来自早期未采用中医方案时的病例记录）进行对比。数据处理枯燥而繁琐，他拉着精于数算的李柏，用了几个通宵，才将一堆堆原始记录，变成清晰的数据表格和简明的趋势图。
“讨论”部分，他写得尤为谨慎。他客观分析了中医治疗方案的可能作用机制：清热凉血解毒药物可能抑制了“热毒”（对应于西医的炎症风暴和毒素）；化瘀通络药物可能改善了“瘀结”（微循环障碍）；辟秽开窍药物可能对抗了“阴秽”（某种未知的致病因子或病理状态）；针灸刮痧可能通过刺激体表，调节了内在的“气血平衡”和“免疫应答”（他借用了这个新词汇）。他坦诚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非双盲设计（他解释了这是疫情紧急下的现实限制）、个体化治疗导致的方案差异、缺乏对“病原体”的直接认识、部分药材有效成分不明等。但他强调，在突发重大疫情、缺乏特效西药的情况下，这种基于整体辨证、多靶点干预、且被证明能显著降低死亡率的综合方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他呼吁，医学应以挽救生命为最高宗旨，中西医各有所长，应摒弃偏见，加强沟通与合作，而非互相排斥。
最后，他附上了十份具有代表性的、记录最完整的危重病例的详细治疗过程，包括每日症状体征变化、用药调整、针灸操作、及最终转归，作为补充材料。
论文初稿完成那天，晨光微熹。刘智放下毛笔，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看着桌上厚厚一叠用端正小楷写就的文稿，长舒了一口气。文章用词力求客观、精准，避免玄学词汇，大量引用数据，格式规范。他不知道，这篇用另一种“语言”书写的、关于中医抗疫的报告，能否被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学术世界所接受。
他将文稿仔细誊抄了两份，一份寄给已在京城译馆任职、精通外文的旧友，恳请其翻译成英文，并设法投递给“影响力较大、审稿严谨”的两三家西洋医学期刊（这是他从罗伯逊来信中了解到的信息）。另一份，则寄给了太医院的王太医，并附信说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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