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地看着众人：“我们要查他，不仅仅是对抗一个人，而是对抗他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我们一动，整张网都会收紧。之前我们查宏远集团，就已经感受到了阻力——关键证人突然翻供、涉案文件莫名丢失，现在要查他这个‘终极保护伞’，阻力只会百倍、千倍地增加。我们要是贸然启动调查，恐怕没等摸到他的核心证据，就会被各种‘合规审查’‘程序异议’缠住，甚至可能被他的人反咬一口，说我们‘滥用职权’‘干扰政协正常工作’，到时候调查被迫中止是小事，恐怕我们这些人都要被调离岗位，甚至面临纪律处分。”
“老陈说得没错，现在的局势太复杂了。”负责治安防控的李警官接过话头，他的手指在桌上的警力分配图上划过，语气凝重，“目前我们的警力已经严重不足：全市搜捕刀疤强，需要抽调一半的刑侦力量；保护李伟等关键证人，需要安排24小时便衣陪护；排查城郊废弃工厂、寻找武器库，又要占用大量警力。现在我们三面受敌：明面上有高明远的权力压制，暗地里有刀疤强的武装威胁，境外还有‘影子小组’和哥伦比亚‘海湾集团’的勾结。如果同时对高明远开战，我们的警力根本不够分配，很可能顾此失彼——这边刚查到高明远的一条线索，那边刀疤强就动用武器库制造了公共安全事件；或者我们把精力放在调查高明远身上，‘影子小组’就趁机转移了1亿美金，让这笔‘反扑基金’彻底失控。”
周慧敏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指尖快速翻阅着面前的法律条文汇编，眉头拧成了一个深深的结。她的声音带着法律工作者特有的严谨，却也难掩一丝焦虑：“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目前的证据链还存在明显短板。王建国的供述属于言词证据，虽然有海外账户流水、法医移民资金异常等间接证据佐证，但这些证据的关联性还不够强——高明远完全可以辩解，是儿子高文博与宏远集团有正常的商业合作，他对此并不知情；至于法医移民，他也可以推说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与自己无关。”
她抬起头，眼神锐利地看着众人：“我们需要的是铁证，是能直接将他与黑恶势力勾结画上等号的证据——比如他与赵天雄的通话录音、书面指令、亲笔签名的批地文件，或者其他行贿人的证词。但要获取这些证据，必须深入调查，比如搜查他的住所、办公室，调取他的通讯记录、银行流水，甚至对他进行留置谈话。而这一切，都需要省级以上纪检监察机关的授权，否则我们就是越权办案，程序违法，就算拿到了证据，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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