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深重的疲惫。
贝亚特里斯·阿尔梅达·马特乌斯坐在玛利亚婶婶家的厨房里——玛利亚已经在去年冬天去世，现在是她的女儿小玛利亚主持家务——面前摊开着一封刚刚解密完成的信。来自里斯本，莱拉出发前往马德里前寄出的最后一封信。
“她选择了最艰难的路，”贝亚特里斯坦轻声说，将信递给马特乌斯。
马特乌斯阅读着，眉头紧锁。“马德里……那是虎穴中心。”
“但她有准备，有连接，有使命。”贝亚特里斯坦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西班牙士兵正在例行巡逻，两人一组，步伐整齐，步枪在阳光下反射冷光。自从去年“文化与信仰普查”后，监视明显加强了：每周的宗教集会增加了政治教育内容，所有公共活动必须提前报备，甚至渔船出海归航的时间都被严格规定。
安东尼奥推门进来，没有敲门——这是他们约定的信号，表示有紧急情况。
“门多萨上尉被调走了，”他压低声音，“新来的指挥官今天到。叫阿尔瓦罗·德·古斯曼，据说是从佛兰德斯前线调来的，以‘坚定’闻名。”
佛兰德斯。那个西班牙试图镇压新教起义、战争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地方。一个从那里调来的指挥官，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明白。
“什么时候到？”马特乌斯问。
“下午。船已经到海湾外了，比平时补给船大一倍，有更多士兵。”
贝亚特里斯坦感到熟悉的沉重感——每次变化都带来不确定，而在这个时代，不确定几乎总是坏事。
“我们需要通知所有人：保持绝对正常。不要好奇张望，不要聚众议论，继续日常劳作。”
安东尼奥点头离开。马特乌斯握住贝亚特里斯坦的手：“六年了，我们一直适应，调整，坚持。这次也能。”
“但每次调整，我们的空间就缩小一点，”贝亚特里斯坦轻声说，“像潮水慢慢侵蚀海岸，每次退去都带走一点沙子，直到某天，悬崖崩塌。”
下午，新指挥官阿尔瓦罗·德·古斯曼上尉抵达。与门多萨不同，他没有召集村民开会，只是巡视了营地、瞭望塔、村庄主要道路，然后回到营地，紧闭大门。但五十名士兵——比门多萨时期多了一倍——立即开始了新行动：加固营地围墙，增加夜间巡逻，重新登记所有渔船和渔民。
更令人不安的是，第二天，古斯曼发布了新规定：
所有十六至六十岁男性必须参加每月一次的“民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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