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室里，空气仿佛凝滞，只有头顶日光灯管发出的、极轻微的电流嗡鸣，以及聂枫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单调而执拗地切割着寂静。墙壁是惨白的，桌椅是冰冷的，墙角那个红色的摄像头指示灯，如同沉默而冰冷的独眼，一眨不眨地记录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聂枫坐在椅子上，背脊挺得笔直，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抗疼痛和虚弱的姿态。重新包扎过的伤口处，止血药物的清凉感短暂地压过了灼痛，但绷带紧紧束缚下的肿胀感和持续不断的钝痛，依旧如同附骨之疽，不断提醒着他身体的极限。失血带来的寒冷从四肢末梢蔓延向躯干，即使喝下了温水，指尖也依旧冰凉。眩晕感如同潮汐，规律地冲击着意识的堤岸，他必须时不时地闭眼，深吸一口气，才能将眼前晃动模糊的字迹重新聚焦。
但他手中的笔，却稳得出奇。笔尖在答题卡上移动，落下一行行清晰、工整的步骤和答案。没有华丽的字体，甚至因为虚弱而略显单薄，但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符号，都透着一种近乎冷酷的准确和不容置疑的逻辑。仿佛这具饱受创伤的身体里，剥离出了一个绝对理性的、只为解题而存在的灵魂。
他跳过了最后那道难度极高的函数与导数综合大题——并非不会，而是时间不够，精力也即将耗尽。他将剩余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检查前面已经做完的题目上。选择题的填涂是否清晰无误？填空题的答案是否落在指定区域？解答题的步骤是否完整，逻辑是否严谨，结论是否明确？
一遍，又一遍。目光如同最精密的扫描仪，在试卷和答题卡之间来回移动。偶尔，他会用橡皮擦去一个因为手抖而略显模糊的数字，重新用力地、清晰地描画。偶尔，他会在草稿纸的角落，飞快地重新验算某个关键步骤。汗水依旧在流，顺着鬓角，滑过苍白瘦削的脸颊，在下颌汇聚，然后滴落。有时落在试卷边缘，他立刻用纸巾小心翼翼吸干，不留一丝痕迹。有时落在手臂上，冰凉，粘腻。
门边的校医，一位四十多岁、面容和蔼的女医生，一直安静地站着，目光大部分时间落在聂枫身上，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和钦佩，以及一丝职业性的担忧。她见过太多在考场上紧张、晕厥甚至突发疾病的考生，但像眼前这个少年这样，肋骨可能骨折、明显失血、脸色白得像纸，却依然能挺直腰背，全神贯注地答题，笔下不见丝毫慌乱，准确率看起来高得惊人的，绝无仅有。这需要多么可怕的意志力？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这种状态下，依然要完成这场考试？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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