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没在食堂。
清晨她便飞去了台北,为即将发行的国语专辑,《假如我是真的》做最后准备。
但她的代理人留了话,并带来一盒磁带。
录音机按下播放键,是她温柔又略带疲惫的嗓音:
“各位,我在台北录音棚。恭喜金像奖成功!我的新专辑里,有首歌叫《何日君再来》,重新编了曲,加了南洋风铃。我想,那些等不到人回来的故事,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在歌里重逢。还有,我联系了新加坡的唱片公司,他们愿意代理《回响》专辑的南洋发行,先说到这里,我要进棚了。”
声音戛然而止,留下满室暖意。
她的缺席,恰恰印证了她的无处不在。
在音乐里,在悄然推进的、连接南洋的文化丝线上。
赵鑫没有参与狂欢。
他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食堂窗口,透出的暖光和喧哗声浪。
左手腕的疤痕,在晨光下几乎淡不可见。
周慧芳敲门进来,手里拿着新鲜出炉的报表和几份电报。
“赵总,金像奖直播收视率破纪录,亚洲七家电视台购买了转播权。邵氏、嘉禾、新艺城今天股价全线上涨。”
她顿了顿,抽出下面一张,“但是,台湾方面传来消息,中影等四家公司,虽然没再发表公开声明,但内部传达了‘冷处理’指示,对我们后续项目的合作,态度转冷。”
“预料之中。”
赵鑫转身,“他们需要时间消化。金像奖动了奶酪,不止是奖项,更是话语权。他们怕的是这套‘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会映照出他们自家院墙内的影子。”
“还有这个,”
周慧芳递上一份,来自日本的加急传真。
“山田真一先生密电。日本五大电影公司,联合筹拍的《帝国的荣耀》,已正式立项,导演锁定黑泽明,预算追加到三十五亿日元。他们同步启动了‘东亚历史电影学者资助计划’,邀请包括台湾、韩国、东南亚的学者,参与‘历史研究工作’,并提供丰厚经费。”
赵鑫拿起传真,目光落在“黑泽明”三个字上,指尖微微用力。
这是泰山压顶般的姿态,要用东方电影巨匠的威望,为他们的叙事背书。
“这是文化扛着政治的旗帜,齐心可诛。”
赵鑫声音低沉,“用资本和大师,收编学者,重构历史记忆。很高明,也很危险。”
“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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