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年轻人开始相信，他们的祖先来自福建，他们的文化根源在华夏，他们的‘本土历史’是被殖民者割裂和篡改的，那么我们在问题上的战略将受到严重威胁。”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中央空调低沉的嗡嗡声。
“那么，应对策略是什么？”一个代表一大型基金会的中年女士问道，“直接封禁或反驳这些内容，在中国大陆可能收效有限，甚至可能引发逆反心理。”
“多管齐下。”科林斯调出新的行动计划表。
“第一，学术层面。资助我们熟悉的、有国际声望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撰写系列深度反驳文章、出版专著、制作高水准纪录片。重点不是纠缠于‘亚里士多德用了多少羊皮’这种细节，而是从方**上批判其‘民族主义史学’倾向，强调全球史观和文明互鉴，将其塑造为‘排斥外界’等的典型。要充分利用国际学术期刊、书评媒体和电影节渠道。”
“第二，舆论层面。在中文互联网的外围平台（如海外中文媒体、社交平台）和MACAU的本地媒体，组织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和‘公共知识分子’，系统性地将这些观点与‘极端主义’、‘阴谋论’挂钩。要营造一种‘有理性、有国际视野的人都不屑于此’的舆论氛围。同时，挖掘和放大他们团队内部可能存在的任何瑕疵或不一致之处。”
“第三，分化与本土化对抗。尤其是在，要加大力度支持本土史观研究和‘转型正义’论述，资助拍摄强调‘多元海洋文化’、‘平权进步价值’的影视作品，与华夏的‘大一统观历史叙事’形成鲜明对比。要鼓励岛内将相关讨论‘政治化’，定义为‘华夏的文化统战’、‘对本土意识的侵蚀’，激发防御性反应。”
“第四，技术与非对称手段。”科林斯的声音压低了一些，“监测并干扰其关键传播节点。对‘启明’这类核心账号，利用平台规则进行限流、屏蔽，或发动大规模举报。对陈思源、林薇等核心研究人员，在其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发表、项目申请等方面设置障碍。对宝岛像‘沧海拾遗’书店这样的民间节点，可以采取收购、施压、制造法律麻烦等方式进行干扰。”
他最后总结道：“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一场学术辩论，而是维持叙事话语权。不能让这种基于文明本体论的‘历史自信’在华夏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中生根发芽。这关乎的不仅是历史解释权，更是未来几十年的格局。”
会议在凝重的气氛中结束。与会者匆匆离去，奔赴各自的领域执行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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