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又有几人能看？几人能懂？难道要我等挨家挨户去宣讲不成？此乃不可能之任务。”
“确是如此。”徐有功也叹道，“且百姓日常，多依乡规民约、宗族家法、人情事理。诉讼告官，视为畏途。骤然告以新法，言其权利，恐反生疑惑，或以为官府设套，或以为天方夜谭。更甚者，若百姓稍知权利，便蜂拥告状，州县官府如何应对？此亦不得不虑。”
阻力不仅来自技术层面，更来自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利益。消息传出，立刻有保守派官员上疏，言辞激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圣人之训也。百姓但知遵从上命，安分守己即可，何需尽知律法？若人人熟知律条，必生狡黠之心，动辄援引律文，与官府抗衡，与尊长争讼，天下岂有宁日？此非治国，实乃乱国之阶也！”
“律法乃朝廷威柄，官吏所执。若尽示于民，则威柄下移，官吏何以治民？刁·民必持片言只语，纠缠不休，挟制官府。且新律之中，多有‘平等’、‘契约’等新说，若广为传播，恐启小民非分之想，动摇尊卑上下之序。法宜秘，不宜宣；威宜专，不宜分。 此乃驭民之道！”
这些言论，代表着一种强大而顽固的统治哲学：法律是统治工具，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权柄象征，是精英阶层（尤其是官僚集团）垄断的知识和权力。将其向百姓普及，在他们看来，不仅是多余的，更是危险的，会削弱统治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唤醒百姓的权利意识，带来不可控的风险。
面对技术上的巨大困难和观念上的顽固抵制，李瑾和狄仁杰知道，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找到切实可行、又能被各方（尤其是武则天）接受的折中方案。
“普法天下，非一日之功，亦不可强求一蹴而就。”李瑾在又一次闭门会议中定下基调，“当分步骤、有侧重、多渠道而行之。目标并非使每个百姓皆成律学大家，而是让其知晓最基本、与其切身相关的律法原则和权利，知所行止，有所凭依。”
狄仁杰颔首：“殿下所言甚是。老臣以为，可从以下几处着手，循序渐进。”
首先，是“刊印颁行，昭告天下”。这是最基础的一步。新律一旦最终定稿，将以朝廷名义，大规模雕版印刷（利用已有“版权”概念的萌芽，由官方指定的“首刻”书坊承制），颁发至各州县。不仅要存放于官府，更要在州县衙署、市集、城门、驿站等公共场所悬挂、张贴主要条款的摘要或通俗告示。告示需用通俗白话书写，务必让稍有识字能力者能看懂大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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