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三年，八月末。
吏治肃清的雷霆风暴仍在持续，狄仁杰的“黜陟使”衙署与李瑾的“总理漕运使”衙门如同两柄交叉挥舞的利剑，在官场与运河沿线刮起阵阵血雨腥风。贪官污吏的人头落地，抄没的家产入库，确实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至少，明面上的奢靡收敛了，办事推诿减少了，来自民间的诉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回应。然而，无论是端坐洛阳深宫的武则天，还是奔波在查案、清淤一线的李瑾与狄仁杰，都清楚地意识到，杀，只是治标，甚至可能激起更隐蔽、更顽固的反噬。那些被暂时震慑的蠹虫，会像地鼠一样蛰伏更深，等待风暴过去。而那些导致“兼并”、“漕弊”、“民困”的根本症结——尤其是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大量农民失去生产资料，沦为佃户、流民，成为社会不稳定根源——并未因几颗人头落地而有丝毫缓解。
武则天与李瑾都明白，不触及土地这个封建社会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象征，任何“吏治澄清”、“漕运整顿”都将是隔靴搔痒，甚至可能为更剧烈的兼并铺路（清退的贪官土地，往往被更强力的豪强吞并）。于是，在“媚娘怒惩贪”的鲜血尚未完全干涸之际，一场旨在从根源上缓解土地矛盾、抑制兼并、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更大胆、也更艰难的尝试，被提上了朝堂议程。这便是——重新讨论并试图改良，那早已名存实亡的帝国基石之制：均田制。
九月初一，大朝会。 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凝重。官员们屏息凝神，皆知今日必有大事。果然，待例行奏对完毕，天后武则天并未示意散朝，而是将目光投向户部尚书韦待价。
“韦尚书，” 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近日，朕览各道州户部奏报，及狄仁杰、裴炎等查访所得。民户逃亡日多，在籍丁口隐漏严重， 而兼并之势愈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乃动摇国本之大患。昔太祖（李渊）、太宗立国，行均田、租庸调之法，旨在均贫富，抑豪强，使民有恒产，国有恒赋。何以时至今日，此法几近废弛，弊端丛生？今日朝议，便议一议，这均田之制，是存？是废？是改？如何改，方能 抑制兼并，安辑流亡，稳固国本？”
问题抛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殿中寂静片刻，随即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均田制，这个自北魏创立，经北周、隋、至唐初奉为圭臬的土地制度，在高宗朝，尤其是“仪凤新政”带来的商业繁荣、人口流动加剧背景下，早已事实崩坏。朝廷不是不知道，只是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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