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名片，像一片滚烫的铂金，贴在我掌心，灼烧着皮肤，也灼烧着我一直以来龟缩其后的、名为“自贬”的硬壳。
“很有天赋。”
沈恪的这句话，连同徐馆主递来名片时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音量越来越大，几乎要盖过那些盘踞多年的、自我否定的嘈杂噪音。
回到公寓，沈恪径直去了书房，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客厅里。指尖还残留着名片的质感，耳边还回响着他那句“看你的了”。
看我的？
我能做什么？我真的有他说的那种……“天赋”吗？还是那仅仅是他为了场面，或者为了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动机，随口说出的一句漂亮话？
恐慌，伴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微弱的渴望，像藤蔓与光交织，缠绕住我的心脏。
我逃回了画室。
那幅《光与杯》静静立在画架上，未完成，笔触稚嫩，但它确实是我试图描绘“光”的证明。我怔怔地看着它，第一次不是用挑剔和否定的目光，而是带着一丝……沈恪口中那种“承认”的意味，去审视它。
色彩是干净的，光影的捕捉虽然笨拙，但方向似乎是对的。它不完美，甚至离“好”还有很远，但它不再是我内心淤泥的倾倒场。它是我尝试走向光明的，第一步蹒跚的脚印。
心脏在胸腔里鼓噪起来，带着一种陌生的、火辣辣的疼痛感。
我拿起手机，手指悬在徐馆主的号码上，颤抖着，却迟迟无法按下。我能说什么？说我画好了？可它还没完成。说我愿意参加沙龙？我拿什么作品去？这幅半成品吗？会不会贻笑大方？
巨大的怯懦几乎要将我吞噬。
就在这时，画室的门被敲响。
我像受惊的兔子般猛地回头。
沈恪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他没有进来，只是将文件袋递向我。
“看看。”他言简意赅。
我迟疑地走过去，接过。文件袋很轻。我打开封口，抽出的，是几份打印出来的资料，最上面一份，抬头是《“新锐之光”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报名表及协议草案》。
我的呼吸骤然停止。
飞快地翻看下去，这是一个由几家知名画廊和艺术基金联合发起的项目，旨在挖掘和扶持具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提供包括小型个展、媒体宣传、作品代理等在内的支持。而协议草案的乙方，赫然写着我的名字——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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