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向陈朝阳，又环视了一下同僚，“我担心的是，政策执行层面的‘度’如果把握不好，哪怕我们的初衷再好，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和波动。
比如，如何界定‘有条件’？动员暂缓或调整安置，这个‘动员’的边界在哪里？
如何确保下面的同志在执行中不简单化、不搞‘一刀切’，从而真正保护同志们的积极性，而不是挫伤他们的感情？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出台任何具体措施前，进行极端周密的研究和预判。
组织部门愿意全力配合，把这方面可能的风险和应对方案想得更细一些。”
李爱国的发言，既承接了陈朝阳的思路，又将关注点引向了具体操作的风险和精细化管理，也给了其他常委一个顺着讨论“如何安全、稳妥地落实”的切入点。
他的率先开口，打破了僵局，也定下了一个“在支持大方向下，探讨稳妥实施方案”的讨论基调。
“爱国同志顾虑得很对，” 主管工交和部分城市建设的常委接话，“从实际操作看，‘先保证一户一岗’原则下的富余劳动力，组织临时性的生产活动，想法很好。
但原料从哪里来？产品销路在哪里？计酬标准怎么定？管理谁负责？
这需要一套细化的组织方案和一定的启动资源，不是简单号召就能解决的。
搞不好，容易流于形式，或者引发新的矛盾。”
另一位对基层情况较熟的常委也补充道：“陈书记号召有条件的同志就近安置或暂缓家属进城，这需要我们对‘条件’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并且要对不同选择给出有吸引力的配套政策。
比如，选择去新建矿山的，住房、子女教育能不能跟上？
选择暂缓家属进城的，探亲假、补贴能不能保障？
如果只是单纯号召‘发扬风格’，而没有相应的支持措施，恐怕响应者寥寥，也难持久。”
省长孙亚军认真听着这些意见，然后看向陈朝阳：“陈书记，大家的顾虑都很实际。
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确实超出了一般的政府经济工作。
我看，是不是需要更充分的调研和更周详的预案？”
陈朝阳点了点头，脸上并没有因为出现不同意见而不快，反而显得更加沉静。
他要的就是这些切实的讨论。
“同志们提的问题都非常好，”
他肯定了大家的发言，“这说明我们都在深入思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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