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刺眼的白光，尖锐的刹车声，身体撞击地面的钝痛，以及额角温湿热流的感觉，尚未完全消退。混沌中，我仿佛又回到了福建那个阴雨连绵的夜晚，父亲浑身是血被抬进医院，消毒水的味道与雨水的腥气交织，成了我记忆里最冰冷的烙印。恐惧像冰冷的藤蔓，顺着脊椎缠上来，勒得我透不过气，连呼吸都带着颤抖。
醒来时，鼻尖萦绕的不再是伦敦街头的湿冷与餐馆后厨的油烟，而是医院特有的消毒水气味——干净，却尖锐得刺人。入眼是雪白的天花板，悬挂着陌生的输液架，阳光透过百叶窗缝隙，在被子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躺在柔软的病床上，手臂上扎着针，冰凉的液体顺着血管缓缓流入身体，带来一丝奇异的镇定。
记忆像破碎的玻璃碴，一点点回笼——那辆黑色的、线条流畅得像蓄势待发的猎豹的汽车，刺眼的车灯，以及从车上下来的那个高大身影。似乎有人急切地在我身边说着什么，声音沉稳，带着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腔调，像大提琴的低音，温和却有力量。然后便是彻底的黑暗，像被人用厚重的幕布捂住了口鼻。
一位黑发护士推门进来，手里拿着病历本，用英语询问我的情况。见我茫然地摇头，她又换了生硬的粤语，一字一句地说：“送你过来的先生已经付清了所有费用，他说……明天会再来探望你，让你好好休息。”还好在家时就喜欢粤语歌，姑父餐馆工作这段时间，我已基本能用粤语对话。
那位先生……我心中的警铃瞬间大作。旅游签证早已过期，我是个“黑”在伦敦的人，没有合法身份，没有医疗保险，医院这种地方，记录分明，每一笔开销、每一份病历都可能成为日后的麻烦。若是被移民局查到，后果不堪设想。更遑论姑父黄中雄，他本就看我不顺眼，若知道我惹上这等“麻烦”，怕是要借题发挥，将我赶出去；黄茹眉那双精明的眼睛，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将我“物尽其用”的机会，说不定会借着“赔偿”的名义，把我推给更难缠的人。
额角依旧隐隐作痛，像有无数根细针在扎，浑身的骨头也像被拆散后重新拼接，一动就疼。但我不敢再躺下去，强撑着用没扎针的手撑住床沿，慢慢坐起身。输液管被扯得晃了晃，我连忙稳住，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病号服——干净、柔软，是我从未穿过的好料子。可这柔软，却让我更加不安。
窗外，伦敦的天空是鱼肚般的灰白，东方泛起一丝微光，天快亮了。我必须离开，在“那位先生”来之前，在医院的人察觉我的身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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