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大唐，我就该行”——这就是他“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底气，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宇宙意识”：我不只是我，我是大唐的一部分，大唐的辉煌，就该有我的一份。
你可能会问：光有疆域大，就能养出李白吗？当然不够。盛唐的“底气”，还藏在长安的烟火气里，藏在每个文人的日子里——这就是李白能“狂”的社会土壤。
先说说长安城。开元年间的长安，人口超过一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走在长安的朱雀大街上，能看到的热闹，比现在的一线城市还夸张：左边是卖胡饼的小摊，刚出炉的胡饼喷香；右边是波斯商人开的珠宝店，里面的宝石闪得人睁不开眼；前面有西域来的艺人在跳胡旋舞，转得像个陀螺；后面有和尚在念佛经，旁边还有道士在谈养生。
最绝的是酒——那时候的长安，到处都是酒肆，而且流行喝“波斯葡萄酒”。以前的文人喝酒，都是小酌，讲究“雅”；到了盛唐，文人喝酒是“狂饮”，讲究“爽”。
李白为啥天天喝酒？不是他嗜酒如命，是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喝葡萄酒、写狂诗，是文人的“标配”，就像现在年轻人喝奶茶、发朋友圈一样平常。
再说说科举和“行卷”。以前当官，靠的是“拼爹”，是士族世袭；到了盛唐，科举制度成熟了，寒门子弟也能靠读书当官。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流行“行卷”——就是文人把写的最好的诗、最好的文章，递交给权贵、名人，让他们帮忙推荐。比如你写了一首好诗，递给宰相看，宰相觉得好，可能就会推荐你当官。
这种制度，给了文人极大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觉得，自己的才华，比“拼爹”更有用；自己的诗，比权贵的面子更值钱。李白就是这么想的，他从来不想靠“走后门”当官，他觉得“我的诗这么好，皇帝就该请我去写诗”。
所以后来他被唐玄宗召见，能写出“云想衣裳花想容”，能让高力士给他脱靴——不是他“作死”，是他真的觉得：“我的才华比你们这些权贵更牛，你们伺候我，是应该的。”
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别的朝代是不敢想的。比如宋朝，文人再牛，也得对皇帝毕恭毕敬；比如清朝，文人连话都不敢乱说。在盛唐，文人敢跟皇帝“叫板”，敢跟权贵“甩脸子”——因为他们知道，盛唐需要他们的才华，需要他们的诗来装点这个时代。李白的狂，不是他一个人的狂，是整个盛唐文人的“集体自信”。
当然，光有底气和土壤还不够，李白能成为“李白”，更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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