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人敢来煤山祭拜崇祯帝，只有老槐树上的疤痕，还在诉说着崇祯十七年那个雪夜的悲凉。
还有那些散落民间的大明遗臣，有的躲在深山里当道士，每天对着北京的方向磕头；有的在私塾里教小孩读《论语》，却不敢提“大明”的历史；还有的偷偷写下《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把清军的暴行记在纸上，藏在墙缝里，等着有一天能让后人知道——江南的血，不是白流的。
顺治年间，有个叫顾炎武的书生，从江苏昆山逃到陕西华阴，他看着华山的日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这辈子都没再做官，走遍天下，写下《日知录》，把大明灭亡的原因一条条记下来，想让后人记住“吏治腐败、百姓疾苦，是亡国的根”。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在华阴病逝，临死前，他让弟子把自己的骨灰带回昆山，埋在父母的坟旁——他到死，都想回到大明的土地上。
还有王夫之、黄宗羲，他们都是大明的举人，南明灭亡后，躲在湖南、浙江的深山里，写下《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专制，说“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他们不敢用真名，只能用化名，把书藏在山洞里，等着“明夷”（指大明灭亡后的黑暗时代）过去，能有贤君来“访录”这些治国的道理。可直到他们去世，也没等到那一天——清朝的皇帝，早就把“文字狱”搞了起来，凡是提到“大明”“抗清”的书，都被烧了；凡是敢说清军暴行的人，都被砍了头。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南巡到南京，去了明孝陵——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他对着朱元璋的墓碑磕了三个头，说“朕尊重明太祖，也尊重大明的江山”。可转身，他就下令把南京城里所有纪念史可法、黄道周的祠堂都拆了，把刻着“抗清复明”的石碑都砸了。百姓们看着清军拆祠堂、砸石碑，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夜里偷偷烧些纸钱，祭奠那些战死的大明忠臣。
乾隆年间，乾隆帝为了拉拢汉人，下令给史可法、黄道周、李定国等南明忠臣平反，说他们“虽为明臣，却有忠君爱国之心”。可他又下令，把《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列为禁书，说这些书“都是谣言，是反清分子编造的”。他还组织人修《明史》，把南明的历史写成“伪政权”的历史，把崇祯帝写成“昏君”，把清军入关写成“替天行道，拯救百姓”——历史，就这样被改得面目全非。
可江南的百姓们没忘。扬州城里，老人给小孩讲故事时，还会说“当年史大人在城头上，跟鞑子拼到最后一口气”；南京的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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