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新学期开学后的一天早上，我推开办公室门，办公室不大，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深棕色的实木办公桌，桌面上永远收拾得整整齐齐：左侧摞着待处理的高新办科研项目申报材料，右侧是一叠厚厚的统计报表，正中央摊开的，是校人事处刚下发的《2013 年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我坐下时，目光先落在了桌角那座小小的水晶奖杯上，那是去年学校授予我的 “年度科研管理创新标兵”，底座上刻着的 “江城科大一卡通科研管理系统” 字样，让我想起五年前那个熬夜核对数据的夜晚。
那时我刚晋升高新办主任不久，看着教师们抱着一摞摞纸质材料在各个科室间奔波，有时为了盖一个章要等上大半天，心里便动了改革的念头。后来主导开发的 “一卡通系统”，把项目申报、经费管理、成果转化全搬上了云端，化工学院的李教授在巴黎凌晨两点通过移动端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期检查的事，至今仍是学校科研管理圈里的美谈。再后来推行的 “赛马制”，让我在导师的项目和青年长江学者的团队间选择了回避，虽落了个 “六亲不认” 的戏称，却守住了 “制度面前无特例” 的原则；建立的 “科研信用积分制”，更是让环境学院的陈副教授凭长江大保护工程的成果破格晋升教授，打破了 “唯论文论” 的桎梏。
这些过往的成绩，如今却被桌上那份细则里的一句话搅得有些沉甸甸的，“职称评审中，项目级别认定以第一负责人为准，参与人员贡献不单独计分”。我手指在这句话下轻轻划了划，指甲无意识地蹭过纸面，上周和材料学院年轻教师张伟的对话，又清晰地浮现在耳边。
那天材料学院张伟副教授是攥着一叠项目合同来找我的，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眼睛里满是红血丝，说话时声音都带着点发颤：“鹿主任，您帮我看看，我这三年参与了三个国家重点项目，其中两个是 500 万以上的大项目，负责的子课题还拿了行业奖项，可评副高的时候，还是因为不是第一负责人被刷下来了。” 他把合同摊开，指着上面的 “参与人员” 一栏，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您看，这项目里的核心实验方案是我设计的，现场调试也跑了十几个城市，可到了职称评审这儿，这些好像都不算数……”
张伟走后，我对着那几份合同看了很久，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窗外的香樟树影晃进来，在合同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我忍不住想，建校初期学校的纵向项目单个很少能超过300 万元以上，那时一个项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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