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6日，津塘码头。
春风裹挟着海腥味，梅冠华站在“顺安号”客轮的舷梯旁，回头望了一眼岸上送行的人。
吴敬中穿着深灰色风衣，没打领带，朝她点了点头。
他身后两步远，王翠平搀着余则成的胳膊，正朝梅冠华挥手。
“梅姐，到了记得发电报！”翠平喊。
梅冠华应了一声，转身登船。
她没有让吴敬中送自己进舱室。
四十七岁的女人了，半辈子跟着丈夫颠沛流离，从上海到重庆，从重庆到津塘，离别是家常便饭。
可这一次不同——她不是去避难，是去看半个“亲儿子”。
舱室里，梅冠华打开手提箱，最上层压着一张照片。
龙凯穿着教会学校的制服，规规矩矩站在浅水湾的沙滩上，身后是碧蓝的海。
七岁了，眉眼长开了，越来越像龙二，但笑起来那个酒窝，还和三岁时一模一样。
她用手指轻轻摸了摸照片上孩子的脸，眼眶发热。
七年。
从重庆防空洞里抱着襁褓中的龙凯躲警报，到如今隔着千里海路去看他。
她把照片贴胸收好，望向舷窗外渐渐远去的津塘海岸线。
四天三夜的航程，梅冠华大半时间都坐在甲板的藤椅上，手里做着针线——给龙凯织一件新毛衣，藏青色，耐脏，港岛冬天也用得上。
同舱的是个上海太太，去港岛投奔做生意的丈夫，一路上絮絮叨叨抱怨物价、抱怨佣人、抱怨房子太小。梅冠华听着，偶尔点头，心思却飘得很远。
她在想吴敬中临行前那晚的话。
“冠华，你这次去港岛，不光是看孩子。”吴敬中站在书房窗前，背对着她，“多住些日子，四处走走。龙二和咱们家在那边有产业，龙二会安排人带你看看。”
她当时没多问，只说“好”。
几十年的夫妻，她太了解吴敬中了。
他不是那种把“留后路”挂在嘴边的男人，但他每走一步，都会把棋路想好。
这次让她去看龙凯，看港岛，就是在为她——也为他们夫妻——铺那条后路了。
梅冠华低头继续织毛衣。
四月二十日上午，“顺安号”靠泊维多利亚港。
码头上人来人往，穿旗袍的太太、着西装的洋行职员、赤脚扛货的苦力。
梅冠华提着箱子下船，四处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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