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利奥这样的许多人，选择了沉默和适应。他们觉得能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工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偶尔能透过缝隙看到一点白人世界的“奇观”，就已经比南方的种植园好太多了。
他们主张渐进式改善，强调黑人应先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和经济积累来提升地位，避免与白人社会发生正面冲突，相信“时间会解决问题”。
而休伊，则属于另一类。
这类黑人普遍有一种激昂的独立情绪，他们坚定地认为：难道我们没有和白人一样应征入伍吗？难道我们没有为民主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而战斗吗？难道我们没有通过辛勤劳动为国家作出贡献吗？
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作用，当发现这个社会似乎不属于他们，内心由激昂的独立变为愤恨不平。
他们开始号召黑人进行更激烈的抗争，“反击，不再像被驱赶的牲畜”！
他们对任何不触及种族问题核心的“进步”都抱有深深的怀疑。
就像休伊的追问，“现在的芝加哥，欢迎黑人吗？”
“那些半公开的酒吧，我们能和白人一样自由进出吗？”
“那些重罪化立法，会不会更多地用在黑人穷鬼身上？”
“那些个号称文明之光的私人监狱，会用来关黑人吗？”
“那个号称记录传奇的豪杰榜，也欢迎黑人吗？”
一连串的问题，像冰冷的锥子，刺破了利奥用“热闹”编织起来的伪装。
他张了张嘴，脸上的光彩彻底消失了，肩膀耷拉下来，最终苦涩地摇了摇头。
他无法否认。
欧战期间，北方缺乏劳动力，黑人大量从南方迁徙到北方城市。
芝加哥市黑人居民人口从几万猛增到现在的十几万。
当黑人到达北方城市时，他们还是遭遇了他们以为已经抛在身后的歧视。
工厂里，黑人工人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还时刻面临白人工人的敌视和工会的排斥。
警察对黑人的暴力执法司空见惯。
他们的孩子不能和白人孩子上同样的学校，他们不能和白人一样自由地选择住在任何街区。
重罪化立法？那简直就是为贫困的黑人青年量身定做的……
那些最光鲜亮丽的酒吧，除了黑人乐手，也是不欢迎黑人的。
甚至于，做违法的私酒生意，都是白人的专属舞台，黑人只能摸到边缘——利奥就是帮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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