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新德里的补助，以及到德里、孟买或旁遮普打工的比哈尔农民们汇往家里的汇款。
大多数比哈尔的中产阶级，已经纷纷逃离这个地方。
烂透了，没救了。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没错，萨蒂亚还拉着罗恩去拜访了他在这里一位朋友。
萨蒂亚以前经常跟着哥哥来比哈尔邦，参加全印亚达夫联盟大会。这种会议不是在北方邦举行，就是在比哈尔邦举行。
因此他对这里还算熟悉，也交上了几个朋友。
那个朋友是名医生，名叫库尔马。他最早是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机构的一名医生，在海外享受优渥的精英阶级生活。
然后他在比哈尔邦医疗委员会的说服下，返回了家乡，担任委员会主任一职。
他见到罗恩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当时我知道现在的一切，我永远也不会回到比哈尔。”
他已经辞去了在医疗委员会的工作，转而选择在巴特那经营着自己的医疗诊所。
因为在医疗委员会他什么事都做不成，少得可怜的经费全部被内部官员贪掉。
他的同事们最开始还邀请他一起，库尔马不仅严词拒绝，还狠狠指责了他们。
然后好了，医疗委员会再没有人和他说过一句话。
苦闷的库尔马干脆辞掉工作，自己开诊所当医生，至少这样他还能帮助点人。
他穿着一件上面装有金纽扣的海蓝色夹克，他在这个城镇里显得格格不入，而生活在这里最好不要让人觉得与众不同。
他的姓氏代表着传统的比哈尔地主种姓，他同时也是一名资深的医生，他既属于高种姓阶层也属于中产阶级。
顺带一说，在比哈尔高种姓不意味着有钱，这里有许多贫穷的婆罗门生活在农村。
在低种姓阶层眼里，库尔马是一个“封建领主”，在绑匪眼里，他是主要目标。
“我睡觉时枕头下放着一支枪，”他向两人展示那把精致的左轮手枪。
“在首府巴特那也很危险？”罗恩问。
“我一直受到绑架或敲诈的威胁，这里的一切令人绝望。我的许多同事已经离开了，他们再也不会回来。”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罗恩他们正坐在库尔马的诊所里边喝茶边闲谈，他却始终盯着诊所外面的路口，神情警惕。
库马尔说，绑匪和警察通常是同一回事。换身衣服，彼此的身份就完成了互换。
他还说警察就仿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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