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小心翼翼地翻开父亲金银那本用牛皮纸精心包裹的硬壳笔记本。扉页上，是父亲用遒劲有力的钢笔字写下的几行字：“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做人一世，但求无愧于心。金银，一九七八年秋。”墨迹早已干涸发暗，但那字里行间透出的刚直与坦荡，却仿佛带着温度，穿越时空直抵金戈心头。
“你看这里，”金戈指着其中一页，声音低沉而充满感情，“爸记的，是他刚当上镇上小干事那年冬天，大雪封山，下面一个村子的五保户张奶奶房子塌了半边的事。”他轻声念了出来：
“……雪深过膝，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公社拖拉机趴窝了。老支书急得嘴角起燎泡。我说，靠人抬！组织青壮，拆门板当担架！深一脚浅一脚，抬着张奶奶往镇卫生院送。二十里山路，走了近六个钟头！到地方，我棉袄里子都被汗浸透了，风一吹，冷得直哆嗦。卫生院的同志说，再晚半天，老太太那条冻伤的腿就保不住了。值！这身哆嗦，值！……”
黄琳听得入神，眼眶微微发热。她仿佛看到风雪弥漫的山路上，一群冻得满脸通红、呼着白气的年轻人，咬着牙，艰难地抬着门板在没膝的积雪中跋涉。那种朴素的、近乎本能的担当，在字里行间喷薄欲出。
“妈也讲过这事！”金戈的眼神亮亮的，带着对父亲的敬仰，“她说爸那会儿回来，冻得嘴唇发紫，棉裤腿都冻硬了，可脸上那笑，亮堂得能照亮半间屋！”
他翻过几页，又指着一篇：“还有这个！八几年严打那会儿，爸当时在区里工作。有个认识的街坊儿子，十八九岁的小年轻，一时糊涂跟着人抢了几块钱，被抓了，据说可能判得很重。街坊老两口哭天抢地找到爸……”
金戈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凝重和感慨：
“……法不容情。可看着老李两口子一夜白了的头发，心里堵得慌。那孩子本质不坏，就是家里太穷，又跟错了人。我跑法院，跑公安局，找材料，写情况说明，不是求情，是求一个‘准’字。最后，实刑改判了缓刑。老李带着儿子来磕头，我拦住了。说，回去好好做人，比磕一百个头都强！记住教训，走正道！”
“爸说，那孩子后来真的洗心革面，在镇上开了个小修理铺，再没犯过错。”金戈合上父亲的笔记，指尖抚过粗糙的封面，感受着那里面沉甸甸的分量，“他总说，做事要讲原则，但原则底下，得垫着一颗人心。”
黄琳被深深触动，她拿起自己母亲龙珠留下的一个布面笔记本，纸张已经发黄变脆。她翻开一页，上面是母亲娟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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