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
雇工不能超过七个人的警戒线，就像吊命绳一样，牢牢的勒着个体户们的脖子。
但要说不往前走了，就这么老实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会甘心。
所以对于个体户们来说，这种心态上的压力特别大。
比起资金的压力，体力的压力，还要大的多。
于是乎，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就导致了一些特殊的商业现象出现。
1985年的1月，五六个浙（将）人头一次来到了京城。
在老家，他们都是做布料批发生意的。
除了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万把块钱不等，他们还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因为老家的“台会”倒了，有些人又眼红他们做生意做得大，借机落井下石。
他们便不得不带着仅有的资产来京避祸躲债, 顺便找找发财的路，看看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些人的思路很简单，小地方的人少，生意不好做。
只有大地方，走的货量大才能迅速挣到钱，把在老家欠下的债务给还上，所以他们就相中了首都。
不用说，他们来京后的第一件事儿肯定就是找经营场所。
他们有的人相中了大前门，有的人相中了虹桥。
这两处，此时都有了一些绿铁皮的散摊儿在招人，是政府为促进搞活经济设置的。
这些浙（将）人就主动跑到了工商局去问，“外地人能不能来？”
工商的人回复，“外地人可以租，但得有外出证明。”
几个浙（将）人常年做生意的，这个证明自然是有。
只可惜当他们拿出来后，却发现因为一个小小的偏差，并不管用。
因为他们的证明抬头上写的是“外省”，而不是“京城”。
工商的人说，差一点都不行，必须回去重开。
就为这个，几个人发现没法在城里做生意了。
这地方再好城里管得严啊，这不成。
于是大家一合计，他们都是躲债出来的，哪儿敢再跑回去？
恐怕必须得去偏僻的地方才行。
还是城外好，真要有个万一，比如说日后生意做大了挨查或者有了纠纷，要跑也方便点。
为此，他们就随便上了个17路车，乘了几站在木樨园下车。
说实话，完全是随机的，就是从公共汽车里看着房子已经变成了农民的瓦房他们才下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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