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这些伟大的‘主义’，更像是摆在一位厨师面前琳琅满目的珍贵食材，而非规定他必须做哪道菜的食谱。
假如我是这位厨师，我不会对自己说‘你必须做法式’，或者‘必须做意式’、‘必须做西班牙式’，我只是想做一道好吃的菜，而不是想着它属于哪一本菜谱。”
“哈，幸好你没有说‘英式’！”莫泊桑忽然出声打趣，现场起了一阵轻笑。
莱昂纳尔也不以为意，反而接着说：“如果是文学，‘英式’也未尝不是一道好菜。”
随即他就回归了主题：“《本雅明·布冬奇事》便是这样一道‘菜’。我需要描绘1789年那个热浪灼人的巴黎时，‘文献体’的细节便是我最坚实的支撑。
我必须让读者感受到吕克·布冬在巨大恐惧下的痛苦抉择，‘自然主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便是刻画其心理的重要参照。
我渴望展现那个生而衰老的婴儿，其存在本身对生命常规、对时间法则的质疑，这时，‘浪漫主义’和‘幻想’就赋予我打破现实桎梏的勇气和想象力。
而当我想通过黛芬妮在巴黎公社硝烟中的临终追忆，来拉开整个故事的序幕时，现实主义对氛围、对情感、对人物关系的细腻描摹又不可或缺。”
他环视众人，最后落在福楼拜身上，眼神明亮而坦诚：“所以，您问我属于哪个‘主义’？福楼拜先生，我只能说，我属于故事本身的需要。
我渴望的，是在创作中拥有这样一种自由——当故事需要精确的历史考据时，我能严谨如档案管理员；
当它需要探究人性在环境中如何异化时，我能冷酷如解剖学家；
当它需要一个惊世骇俗的设定来叩问人类的存在本身时，我又像个寓言里的巫师。”
客厅里一片寂静，这种“自由选择、混合应用”的创作观，无疑挑战了19世纪习惯以流派划分作家阵营的清晰边界。
莫泊桑忍不住开口，带着一丝困惑和好奇：“莱昂纳尔，这听起来……很自由。但这种自由，难道不会导致混乱吗？
没有一种核心的理念或方法作为锚点，作品如何保持风格的统一和主题的深度？”
这几乎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作家。
莱昂纳尔看向莫泊桑：“居伊，问得好。这种自由的锚点，不在外部某个‘主义’的教条里，而在于内部——在于‘人’本身。”
于斯曼笑了起来：“听起来像是400年前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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