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今年大同社税收呈现爆发性的增长，税银增加2700多万两，增加了三成左右，田赋在中原，山东，北直隶三个受旱灾的行省大规模减税的情况下，还是增加了三分之一。
原因也很简单，今年大同社多了江南八省这个税收地，就今年江南税收还属于恢复期，很多的田赋，税银都被减免，明年大概率还是有一波快速增长。
但收入虽然提升了，却也多了江南需要花钱的地方，修水坝，修桥梁，修道路，修城池这些都需要花钱，开支大增，所以总理大臣府，日子并没有过得太丰富，依旧紧巴巴的过，只能盯着最重要的项目投入。
而在大同社的治理体系下，税收收入分配呈现出三七分的格局。朝廷承担了地方州府诸多重要建设和人员开支，比如蒙学建设费用、医馆建设费用，以及夫子、大夫、护士的工钱。
为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防止挪用，大同社别出心裁地与工商钱庄合作，为这些人员设立了专门的存折，每月定期将工钱打入其中。
从表面上看，州府的负担似乎减轻了不少，教喻和大夫的工钱都由朝廷负担。相较于大明时期，官吏不仅俸禄优厚，还有公使钱可拿。
但实际上，大同社田赋明确化，以前的大明朝廷可能只收到2000万石粮食，但县，州，府各级小吏俸禄不由朝廷承担，他们自己增加田赋，保证自己的收入。
这让他们反而赚的更多，一个捕头能弄几百上千两，县令也有几千两，大明朝廷收2000万的赋，下面的小吏收上亿石田赋。
而现在大同社是先把税赋收上来，而后再次重新分配，确实的减少了百姓的负担。
地方州县也有三成税赋。然而，万事万物有利必有其弊，大同社的官吏数量相较于大明，多出了十倍不止，而且他们俸禄更高、待遇更好，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维持。
花在官吏俸禄和公使钱上的开支占据了不小的比例后，留给地方州府的三成税收就所剩无几了。倘若大同社的官员们也如同大明那些腐朽官员一般，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这笔钱或许还能有所结余。
但现实是，大同社的县令、知府、巡抚们大多年纪轻轻便步入官场，正处于意气风发的黄金年纪，他们内心充满了改天换地的志向，渴望在任上干出一番事业，又怎会选择碌碌无为呢？
在大同社，县令们积极投身于水利设施的修建，期望以此提升农业生产条件，为百姓谋福祉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政绩。
知府们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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