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官府说得天花乱坠，什么“亩产数千斤”、“耐寒耐旱”、“救荒佳品”，许多人心里依旧是将信将疑，甚至充满抵触——万一不成，耽误了一季收成，那可是要饿死人的！
关键时刻，崇祯皇帝站了出来。
他没有坐在深宫下旨，而是数次轻车简从，在周遇吉等将领的护卫下，亲临辽东各地的“皇庄”，这些黄庄是没收的建奴贵族田产改制，不涉及普通百姓。
在田间地头，这位天下至尊会亲手拿起一个沾着泥土的土豆或一段红薯藤，对着围拢过来、既敬畏又好奇的百姓，用带着几分河间口音的官话，耐心讲解：
“诸位乡亲父老，莫要小瞧了这土疙瘩、这藤子。此乃上天所赐，海外祥瑞，于福建、广东等地试种多年，确乃高产稳产之宝！一亩之地，悉心照料，收个两三千斤，并非虚言！
朕知道，辽东苦寒，生长期短，种别的，一年一熟，还常遭霜冻。但这土豆、红薯，恰好不惧短日照，耐瘠薄，从种下到收获，时日不长，正合我辽东水土！只要种好了，不敢说顿顿白面，但让全家老小吃饱肚子，熬过寒冬，绝无问题！”
皇帝的话，朴实，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分量。
最后，崇祯还打了包票，若是土豆、红薯产量不足两千斤，剩下的将有朝廷出钱贴补上。
“凡辽东新复之地，百姓耕种土豆、红薯者，五年之内，不征田赋，不纳丁银！”
百姓们听到这话，心中再无丝毫犹豫。
“万岁！皇上万岁！”
人群爆发出震天的欢呼，皇帝的亲自担保，如同最有效的强心剂和定心丸，瞬间击碎了所有的疑虑和犹豫。
还有什么比吃饱饭、不交税更能打动这些在战乱和压迫中挣扎了数十年的百姓呢？
于是，从去岁冬末到今年开春，一场规模空前的“土豆红薯运动”，如同春风野火，迅速席卷了整个辽东。
官府设立的“劝农所”人满为患，前来领取种薯、薯苗，学习堆垄、育苗、栽种、施肥技术的百姓络绎不绝。
许多人家将房前屋后、边角荒地都开辟出来，种上了几垄。
条件好些的，更是将家中最好的水浇地拿出一半，甚至全部改种。
虽然今年是第一年大规模推广，种下的时间也稍晚了些，但看着田里那一片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所有人的心里都踏实了许多。
按照“劝农所”那些南方来的老把式估算，只要后续风调雨顺，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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